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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失踪受害者档案

中国的强迫失踪对象不仅针对活动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党员。该失综网纳入的人员来自各个领域,其中有名人,法官,外国人和商人等。

以下是过去几年中共失踪的11各界人士。 这是第二部分。在此处阅读更多中国用以失踪人们的扩张手段

 

1:  基督教牧师

王怡前维权律师王怡与他的妻子蒋蓉在四川成都一起创办秋雨教会后,王怡成为这间成功地下教会的台前牧师,蒋蓉在幕后工作,在他们的家中主持圣经学习小组。

2018年12月,由于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打击非官方宗教集会,成都警察围捕了蒋蓉、王怡以及其他100多人。虽然许多人不久后陆续被释放,但是包括蒋蓉和其丈夫王怡在内六人因煽动国家颠覆罪而失踪。六个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到期后,蒋蓉被保释。然而,根据官方来源,王怡虽然一直被警方秘密关押,但从未确定其是否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

 

2: 人权律师

2017年8月,长期人权捍卫者、著名律师高智晟再次失踪。高智晟被称为中国最勇敢、最负盛名、最受迫害的人权律师。同事们说他在法庭上表达清晰,才华横溢。实际他的人生起点很低,在三十出头自学成才律师之前,他甚至卖过菜,做过水泥工人。他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高智晟第一次失踪于2006年,从那以后,他一直处于各种形式的失踪状态,包括秘密拘留,在监狱中被单独监禁,或者形式上被释放了,但实际仍处于失踪——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虚假释放”,直至今日,他仍处于失踪。

 

3: 记者

资深记者陈杰人曾担任国有媒体编辑,两次由于发表批评性言论遭解雇。2018年7月因指控两名省级领导人贪污和渎职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妻子,两个兄弟和一名助手。

由于陈杰人并未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罪,警方不应拒绝他与律师会见,然而警方以国家监察委员会(NSC)对其案件进行调查为借口使他与外界失联。这标志了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即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可以随时用于失踪任何人。现陈杰人仍被刑事拘留中。

 

4: 外国人

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与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于2018年12月失踪,并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将近六个月,似乎是中国为了报复加拿大在收到华盛顿引渡请求后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该两名加拿大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仍然处于拘留中。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失踪,包括来自瑞典,澳大利亚和台湾的公民。最极端的例子是瑞典出版商桂民海,他于2015年在泰国被绑架后非法带往中国,并被关押在极可能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设施中半年,被迫录制了数次电视认罪视频,拒绝了所有律师会见,且未有任何关于其拘留的官方通知。桂民海迄今仍然是中共的囚犯。

 

5: 女性人权捍卫者

赵威,一名20多岁的法律助理。由于为著名人权律师李和平工作,2015年7月她作为律师打压运动的一员被失踪。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拘留了六个月,与大多数其他受害者一样,她被单独关押并遭受酷刑。相较男性受害者,强迫失踪的女性受害者面临额外性虐待风险。

赵威与其他二位作为律师助理被失踪的女性高月和李姝云一样,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被正式逮捕后,转移到看守所关押,但被迫以假名登记,以致所有看守所关押期间持续失踪,与外界隔绝,下落不明。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新的失踪形式可能持续一年,有些甚至更长。女性权利捍卫者苏昌兰在等待案件开庭期间,与她的假名生活了将近三年,当她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他们又给她使用了另一个假名,以确保没有人可以追踪到她的下落。赵威最终于2016年7月被取保候审。

 

6:  NGO工作者

甄江华,“权力运动人权服务中心”机构执行主任。该机构是旨在建立个人捍卫权利能力以及发布人权案件信息的非政府组织。甄江华于2017年9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失踪。其家人由于试图了解他的案件信息遭到警方的威胁。在他被转移到看守所之后,警方通知他的律师均被解雇——虽然没有证据证明甄江华自愿解雇他的律师,但这种解雇本人指定律师的策略越来越普遍。

在针对公民社会的广泛打击运动中,甄江华只是作为广泛打击目标的众多NGO活动人士之一。还有“中国人权观察”的负责人刘飞跃,以及“64天网”创办人黄琦均属于近年来在中国遭到打击、失踪和逮捕的许多NGO负责人的小部分。2018年12月,甄江华因煽动国家颠覆罪被判处两年徒刑。

 

7: 劳工活动人士

危志立,柯成兵和杨郑君是三位关注劳工权益问题的自媒体《新生代》编辑。他们从事的主要活动是帮助受尘肺病困扰的民工群体。杨郑君于2019年1月被警方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失踪,危志立和柯成兵均于同年3月失联。三位均被拒绝聘请他们自己指定的律师。警方告诉他们的家人要么已经请了律师,要么不要律师——又是一种现今变得常规的策略,目的在于防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受害者获得有效法律代理。

2019年8月,危志立被以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但其他两名受害者仍处于失踪。今年,针对劳工活动人士失踪的情况再次蔓延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系统,这是2015年“709大抓捕”式的重演。

 

8: 西藏人

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的西藏活动人士洛迪嘉措(Lodoe Gyatso)在社交媒体上传呼吁西藏独立的视频后不久,2018年1月,他与其妻噶吉(Gakyi)在拉萨失踪。

直到一年后家人才获知他被判处18年徒刑,此前警方未发布任何关于他们下落的消息。他的妻子也被判处2年刑期。警方从未发布任何有关抓捕、拘留,甚至审判他们的任何消息。家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个监狱。洛迪嘉措只是被中国当局强迫失踪的许多西藏人中的一员,其中很多人只是普通公民,导致他们的亲友完全无从得知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旺多(Wangdu),堪布巴噶(Khenpo Pagah)和藏族尼姑索郎拉措(Sonam Lhatso)等人都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9: 维吾尔人

自2018年11月以来,著名维吾尔喜剧演员阿迪力米吉提与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55岁的米吉特住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他失踪时曾在政府艺术团工作了30年。

他的家人住在土耳其,担心他被关进了再教育营。在海外有亲人或本人有过出国经历的维吾尔人往往成为被再教育的目标,近来流行文化人物也成为最新目标,像米吉提这样的人物也面临失踪命运。

 

 

 

10: 香港人

2015年底,香港书商林荣基在过境中国大陆时失踪。他遭到打击的原因是其书店出售批评中国领导层的书籍——在香港出售这些书籍属于合法。他被单独监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设施数月,期间被迫出现在电视上认罪 ,随后被取保后软禁在广东韶关。

2016年1月,他被允许返回香港取回硬盘,但决定反抗中国警方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过去数月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同时,与书店有关的其他四名男子(瑞典人桂民海和其他三位香港人)也被中国强迫失踪。林荣基现居台湾,他担心如果留在香港,可能会再次被失踪。

 

11: 政府工作人员

陈勇,曾是一名福建政府官员司机,2018年4月被当地监察委员会以留置系统拘留,当时该秘密监禁系统仅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运用几周。由于他的前雇主正在接受腐败调查,因此他被拘留以回答有关其前雇主的问题。

一个月后,陈勇被报道死亡。当家人见到他的尸体时,他的脸部和身体有多处淤青,胸部还出现塌陷。此外,留置系统还收纳了许多备受瞩目的受害者,包括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以及前媒体主编戴自更。陈勇的案例表明,留置秘密关押系统的受害者不一定只限于拘留中共党员或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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