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半的隔离关押，王全璋终于迎来他的庭审。然而外界对其闭门审判期间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开庭不到一分钟内即解雇了其官派律师。   我们和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都是在圣诞节前夕才获知他闭门审判的消息，庭审当天早上，李文足被官方派来的人员软禁在家，并禁止她行动。其他支持者同样被禁止前往闭门审判现场，包括王峭岭，她是709镇压中同样遭到闭门审判的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     虽然对亲友的这种待遇非常可耻，但并不令人惊讶。   在中国，好像不趁机审判受瞩目异议人士的案件都不叫过节。正如一年前针对关注人权的网络名人吴淦的秘密审判一样，将王全璋的庭审定于圣诞节前后，可见中国试图悄无声息的结束这场庭审。然而我们并没有被这种低级的过节策略所迷惑。   真正受审的不是王全璋，而是习近平依法治国的空洞主张——甚至连中国自己都不相信它的宣传，否则它为何试图将王全璋的庭审隐藏于圣诞节之后？除非因为它知道确有可隐瞒的东西？  

  2008年，我第一次见到王全璋。2009年，我与彼得・达林（Peter Dahlin）和其他几位一起创立了人权组织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China Action）。后来王全璋加入了锋锐律师事务所，开始致力于人权运动的能力建设以及接手极少数人敢于代理的人权案件。在司法公正的国家，王全璋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个司法部长，而在中国，面对他这样勇敢的人权律师却几乎没有正义可言。   2015年8月初，“709镇压”进行三周后，王全璋被警察抓获，其中300多名人权律师被从全国各地拘留或失踪。   2016年1月，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数月后，王全璋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正式逮捕。随即他被转移至天津第二看守所，也是外界相信自此以后他被关押的地方，不过其家人试图在看守所会见的要求均被拒绝。   王全璋一直被剥夺与律师会见的权利，或被强迫违背意愿解雇自己的律师。他的几位律师甚至也成为当局的受害者。2016年，在王全璋被逮捕一周后，他最早期的律师王秋实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近一个月。2018年初，他的另一位律师余文生也在送儿子去上学的途中被抓捕，直到现在，余文生仍与外界失联中，且面临酷刑风险。   自王全璋于2017年2月被正式起诉后，“联合国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人权捍卫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曾针对任意拘留和酷刑问题，联合为王全璋和其他几位律师向中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官方的回复声称经办王全璋案件的有关当局依法保障了他的所有合法权利，由于据可信来源称王全璋遭到酷刑和电击，可见官方说法的荒谬性。尽管中国如此声称，但自从王全璋被带走以来，他遭到的待遇是一场明显的、持续的人权噩梦。   8月，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发表意见，认定当局对王全璋的拘留是任意的，要求立即释放他，并要求赔偿和补救，包括对侵犯其权利的人采取适当措施。并且根据国际法，由于对王全璋的拘留是任意的，因此根本不应对他进行刑事审判。  

  根据2017年发布的起诉书，针对王全璋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主要来源于三件事。第一件是他在所创办的一个组织中的角色，也是我作为联合创办人的组织。该组织专注于赤脚律师的能力建设和对中国弱势群体的无偿法律援助。第二件是2014年他在建三江事件中的法律活动，该事件涉及当局任意拘留几名调查黑监狱酷刑的律师。最后一件是他为三起法轮功学员辩护。   王全璋根本就不应该因为这些指控被抓捕或面临审判，而且他被漫长关押的部分原因想必是因为他对这些非犯罪行为强迫认罪的抵抗。在他自己的摆样子庭审一开始就解雇了官派律师，表明了他仍保留着其战斗精神。现在庭审部分已结束，我们将继续关注他的判决，绝不允许中国躲在元旦或春节之后，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就是这个圣诞节，不是对王全璋的审判，而是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审判。   当局对王全璋的指控表明，中国认为推动国内法律的独立行动者等同于颠覆国家政权的异己，再次证明中共认为法律仅仅是国家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法治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