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本月稍早发布中文版图像报告「囚禁：在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监狱内」时，没有意料到能够引起如此大的迴响。它成为了我们网站上阅读次数最多的报告之一，我们也收到许多来自读者–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受害者–的回馈，他们讨论了自己的经历和我们报告当中描述的情节吻合或不同之处。其中一位回馈的读者陈坤，就是早年遭受这种被滥用的不人道监禁体系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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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我所经历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从 2014 年开始，十一假期对于我们家来说就不再是单纯的七天假期，而是每年一次的噩梦回忆。2014 年 10 月 1 日晚上，我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在北京家中被持枪特警抓走，很快被关进北京郊区某军事基地，执行所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70 多天。就在她被抓的五天之后，即 2014 年 10 月 6 日下午，我也被同一批人抓走，关进同一个军事基地，同样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计 81 天。抓捕我们的理由，据说是因为支持香港雨伞运动。
在许多普通人的认知里，仅从名字上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种颇为柔性的惩罚方式，远比什么刑事拘留、关押在看守所轻松得多。可是大家怎么想得到，温情脉脉的名字背后却是最恐怖的非法监禁和酷刑折磨。
过去六七年间，我许多次尝试向各种朋友解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恐怖，但我不擅长作画，只能以纯粹语言的形式描述，不免留下遗憾。今年 10 月 5 日，正好看到「保护卫士」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囚禁：在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监狱内》（以下简称《囚禁》）。这份报告深度揭露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黑暗世界，是首次有调查报告透过丰富的插画、卫星照片与建筑草图，来描绘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监狱系统，将其真实面貌公之于众。终于，终于有一份图文并茂的报告来揭露这种惨无人道的非法刑罚。
回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精神煎熬，但我还是认真读完了这份报告。我发现很多人的经历与我类似，也有人经历了更可怕的事，比如被强制喂食不明药物导致意识错乱等等。
阅读这份报告时，别人的描述文字及图片又把我的思绪带回七年前的北京冬日。我在经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时见过的那些人、经历的那些事，又一一浮现上来。因此，我想借用《囚禁》的叙述提纲，分享我亲身经历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囚禁》提到：「突然袭击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抓捕的决定性特点。」
我是 2014 年 10 月 6 日下午三点多被抓的，地点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一条偏僻小路上。当时那条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走路，停在路边的吉普车里突然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人是海淀区国保小鄂（不知全名），另一人向我出示了他的工作证：北京市公安局，张京京。
他们问我：「你是不是 XXX ？」我说是。他们又说：「等你一天了。跟我们走吧！」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被他们强行塞进吉普车，并且手机和背包也被立刻夺走，这让我完全没有机会向外界求救，甚至都无法发送消息告诉家人朋友说我被捕了。因此在我被捕之后的一周，对于外界来说，我只是失去联系了。
我被从郊区带回家里，被迫签下传唤通知书、搜查通知书。然后我被戴上黑头套塞进警车，留下十几个警察在我家搜查。因为我拒绝当场告知手机密码，领头的警察要求手下给我「背剑铐」，也就是一只手从肩膀上面背过去，另一只手从背后背过去，再把两只手铐到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酷刑。
第一站是到北京市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在那里又被迫签下刑事拘留通知书，罪名是「寻衅滋事罪」。然后从派出所开车一小时左右，直接到达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地方。当时正值北京秋天的黄昏，我又是高度近视，全程戴着黑头套，因此完全看不清外面的路况。
《囚禁》提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常神秘莫测。」
我至今不知自己被关押的地点所在，只知道那是一个住满武警的军事基地，每天无数次听到飞机起降的声音，怀疑是在北京南苑机场（南边）或者北京首都机场（东北方向）附近。
根据我在东升派出所签下的那份拘留通知书，后来他们给我家人寄去一份拘留通知书，上面说我被关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而实际上，我至今都不知道海淀区看守所在哪里。我是直接从东升派出所被拉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的，一直待在那个军事基地的同一个房间，没有去过任何看守所。想起那年冬天，我可怜的家人提着我的棉衣，一个一个看守所去找我，都是「查无此人」。他们哪里知道，我被关在一个法外之地。
我被拘留的第 30 天左右，他们才让我签下一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上面的罪名已经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然而到那时为止，我已经被实际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了一个月。
《囚禁》提到：「指监的生活意味着孤立、无聊和恐惧。你在里面唯一的陪伴，将是被指派全天候 24 小时对你监视的两名看守。」
我被关押在 302 房间，看守我的是一群年轻的边防武警。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更不知道我的案情。对他们来说，我就叫「302」，我是他们的「对象」（看管对象）。
他们两人一班，每两个小时换班一次。只有三种情况，我才能离开那个房间：①申请上厕所；②不定期被允许洗澡；③抓捕或审讯我的人要把我带走。
无论哪种情况离开，他们都会叫来第三个甚至第四个武警。我从他们的谈论中得知，看守我的两个人不能直接把我带离房间，否则他们会被严厉惩罚，而我的惩罚可能更重——用他们的话说：等同越狱。
这捕之前，我已经戴着将近一千度的近视眼镜。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那天起，尤其是最早的几十天里，我完全无法使用眼镜，哪怕每次被审讯完之后需要我签字的时候，也不被允许戴眼镜。用他们的话说：就写两个字，不戴眼镜死不了。
直到后来，他们给我纸笔，要求我写下所谓的案情陈述，我这才有机会戴眼镜。自从有了纸笔和眼镜，我就不肯放下。看守人员不能知道案情，当然就更不能看我写的东西，所以我经常借口在写案情陈述，其实是在写一些自己还记得的文章和诗词，以此打发时间。
看守人员都很年轻，文化程度很低。他们也会偷偷与我聊天，当然只是聊一些无关案情的事，比如你从哪里来、你是什么学历、你有没有结婚之类。据他们说，我这个本科毕业的人是他们看守的人当中学历最低的。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半夜听见一个武警小声哭泣，原来是失恋了！我半夜醒来，躺在床上，但仍然假装在睡觉，身体不动，嘴巴微微地开合，听他聊他的恋情，我试着开导他。后来，这个武警成为所有看守当中对我比较照顾的一个，在他值班的时候，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他会尽可能地允许我活动身体和写东西。
《囚禁》当中提到：「两名看守在离你很近的位置坐在带软垫的圈椅上，他们不是一动不动的监视你，就 是在玩着手中的手机。」
在我当时的经验里，手机这种东西是被绝对禁止的。整个军事基地，只有每个班的领导（指导员）有手机，所有人要与外界联系都必须找他借手机。普通武警被严格禁止使用手机，因为那个地方的一切都是秘密，绝对不能外泄。哪怕他们不值班、回到宿舍休息的时候，也不能使用手机。我就不止一次地听到过，指导员经常突击检查宿舍，某人刚买的手机被发现，当场就被摔碎，而且要写检查、记大过。所以，他们进入我的监室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带手机，否则我和他们都会有大麻烦。
《囚禁》提到：「房间内的一切设置都进行了防自杀考量。」
关于「防自杀」，他们可谓是费尽心机。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自杀方式，都是从这里知道的。
我的监室和审讯室，完全是同一个地方。每次审讯人员进来的时候，看守人员就要全部退出，坐在门口等待命令。而且审讯人员进入之后，房间的摄像头、窃听器就要关闭，因为任何看守人员都不能知道案情。而当审讯人员离开的时候，三个看守（日常只是两个）会马上进入房间，全面检查。
我先会被询问：他们给你抽烟了吗？他们给你刀了吗？他们给你针了吗？他们打你了吗？
然后我会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一次：被要求下蹲检查，确保阴部和肛门内没有藏东西；又被要求坐下、抬起双脚，确保足底没有藏东西。我早晨花了半天时间整理好的被子与床铺也会被掀翻检查，确保里边没有藏着任何利器。之后我又花时间穿衣服、重新整理床铺。这个过程是我感到最被侮辱的事。用他们的话说：反正你有的是时间，多做几遍又有什么关系？
《囚禁》提及：「不过他们很小心，通常不会留下可视痕迹，通常将他们拳头控制在你的腹部和背部，而避开脸部和下肢。」
我刚被关进那里的时候，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没有什么概念。毕竟那是 2014 年，根据《囚禁》当中所说， 2013 年才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呢。当时我要求见律师，否则我不说任何东西；我还拒绝交出手机和邮箱密码……结果可想而知，我被带到另外一栋建筑实施酷刑。
他们准备了两条湿毛巾，把我的手腕绑起来，再用绳子绑在湿毛巾外面，然后把我吊在窗户栏杆上，只有脚尖着地。实际上，只有两只手腕承受着整个身体的重量。他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吊起来折磨我的手腕，而是开始用一根非常小的、像钢笔一样的电棍在我身上到处戳。
那次酷刑的尾声是，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心脏病？」我说没有。他们又问：「要不要我们帮你制造一点心脏病出来？」我看到旁边桌上放着一台什么机器，怀疑是不是产生更大电流的机器呢？这时我脑子里想起一个人：「小马奔腾」公司老总李明。他曾经是中国知名的文化传媒人，牵涉到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案件，被带走调查之时，突发心肌梗塞猝死。我早先就听说，他可能是被酷刑致死。因此当我听到正在对我实施酷刑的人问我「要不要帮你制造一点心脏病出来」的时候，我被吓坏了，我知道我无法再像之前那样强硬地拒绝交出密码。
我当时忘了，在我第一次被审讯的时候，他们就告诉过我：你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你的案件很严重，由国安部、公安部、解放军和武警四部门联合办案。我当时竟然忘了曾经读过的中国历史，但凡这种案件、这种级别的部门办案，他们从来不会心慈手软。
我的大多数经历都与《囚禁》当中所描述的类似，这里就不再赘述。
写完这篇分享之后，我忽然想起：当年直接迫害我和众多师友的刽子手、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原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已经在 2021 年 10 月 2 日落马。七年前的 10 月 1 日，我们那次案件第一个人被抓。虽说傅政华落马也只是中共在执行其匪帮家法，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典型的酷吏恶警终于落马，这个直接参与迫害我们的人恐怕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我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高兴。
陈堃在 2010 年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就开始对人权产生兴趣，当时他加入了福建网民计划，该活动旨在揭露警方对于一名年轻女子遭轮奸谋杀的案件进行掩盖。他曾经为独立智库Transition Institute和教育NGO立人大学工作，这两个组织此后都被政府强制关闭。他也是陈玫的兄弟，陈玫因参与端点星计画而于2021年被判入狱15个月，该计画将中国网络上遭受审查的文章存档，当中包括许多关于 Covid-19武汉肺炎的文章。
陳堃目前和他的妻子住在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