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Apr 2019

一名外国NGO工作者在北京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经历讲述。

鉴于中国继续使用其恐怖体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用以消失异议人士，尤其是记者、律师、人权捍卫者、NGO工作者群体，以及几位佳士运动支持者也被该系统失踪。保护卫士将陆续发布一系列由经历过该系统失踪的受害人亲笔证词。其中一些人冒着巨大风险公开分享他们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将为未来受害者提供关键启发，帮助他们以更好的状态应对糟糕的状况，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一系列这样的短篇亲笔讲述，连同分析该体系的章节，包括针对该制度最全面的法律分析，均可在《失踪人民共和国》书中读到。以下经历来自NGO工作者彼得・达林，他被国家安全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关押。彼得最近写了关于其关押设施情况的文章，并公开了该秘密监狱的地点，可点此阅读中文版文章。

其他已发布失踪受害者证词可在此处阅读：

谢燕益 (第二部分),

李方平,

寇延丁

加强讯问

彼得·达林（Peter Dahlin），男，1980年出生于瑞典，2007年移居中国前，此前曾在瑞典政府工作过几年。他最初来到中国，是为现已不存在的非政府组织仁之泉工作室（Empowerment and Rights Institute）做志愿者，此组织的创立人侯文卓，后来流亡到加拿大。2009年，彼得与王全璋、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一起成立了“China Action”，这是一个致力于为处于危险中的维权者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的非政府组织, 致力于培养和发展维权律师和当地“赤脚”律师的能力，并在中国各地设立法律援助站，向政府非法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涉及的项目从酷刑、任意拘禁到土地拆迁等。 2016年1月初，彼得和他的女朋友以及几位同事被国家安全部门带走，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名义被关押在位于北京郊区由国家安全部门运作的秘密设施。在出现于国家电视台被强迫认罪后，达林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再次进入中国。

“加强沟通“的“心理测验”

他们把一个接一个的电极连到我的手指上，固定了两个小型摄影机，直接照到我的瞳孔。技术人员在校准距离我前方很近的机器。杨先生和往常一样在那里扮演“红脸”的角色，还有一个我后来知道的可能被称为刘先生的人，扮演“黑脸”的角色。当天早些时候，杨先生走进了我的牢房。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接下来5-6小时的审讯，然而，他却轻松地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一个旨在“加强沟通”的“心理测验”。一听是新的东西，我说好的。然后我被从我的房间带到大厅的审讯室，我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所谓的“心理测试”，实际上是一个谎言测试，与几天后他们让我拍的“认罪”视频一样，他们也期待着我的合作，在我进入房间之前，一切就都已经布置好了。当他们在我的手指上捆扎电极时，我坐在那里，想着几个晚上前发生的事情。在我定期的审讯期间，他们给我看了一个文件，一个“惊喜”：我们机构与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内部工作审查文件。这份仅供NED董事会成员使用，是连作为被资助者的我们，也无法看到的那种文件。他们给我展示的文件中，还附有一份匆忙手写的中文翻译。在这之前，我以为他们已经快要相信我所说的都是实话了。虽然他们拿出的NED文件和我之前说过的内容实际上没有任何冲突，但文件内容中确实有我们工作的一些细节，一些我试图避免告诉他们的细节。也许，这份文件提醒了他们，让他们意识到，我所说的可能有所保留。他们也一定以为，测谎仪测试可以突破障碍，让我说出更多的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被用过测谎仪，虽然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也曾威胁我女朋友，要对她使用用测谎仪。除我之外，我们机构的其他五个人也已经在几个星期内，以同样的方式，从中国的几个不同省份被绑架关了起来。情况是很严重的，虽然不完全令人惊讶。其实我对此一直有所准备，只是动作太慢了点。在被抓前的一个多星期，我一直在清理我的几个手机和记忆卡，制作文件和收据的数字副本，花费了几天的时间在用碎纸机粉碎文件。如果我最终被带走，我想确保身边没有任何材料可能为他们提供证据，连累到我，或提供蛛丝马迹让警察找到我的工作人员或合作伙伴。我的计划是—— 在深夜偷偷溜出去，带着一个装上被粉碎的文件纸屑的运动包，穿过迷宫般的小胡同，把碎纸散进形形色色的垃圾桶里，同时还要避开北京街道上无数的摄像头。我已经订好一个出国的航班，和之前一样，我将前往泰国与我的父母见面。在被抄家前的最后几天里，随着事态越来越严峻，我的女友锦玲(第六章)和我决定改变计划。这一次，我不会再回到中国。锦玲将辞掉工作，并在一个月之后和我在国外汇合。我将打包好的行李打开又合上，因为即将逃离这个我住了将近十年的国家，我并不确定要带走些什么。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当我坐在那里，被绑在老虎凳上，准备接受测谎仪测试的时候，这个谜底被揭开了。我一直以为我是先他们一步的，我以为我会出人意料的先离开中国，我还把已经预定的航班提前了36个小时。但事实证明，他们非常清楚我的一切计划。我和女朋友躺在床上，度过我离开之前共同拥有的最后几个小时，晚上十点左右，我们被一个尖锐的敲门声惊醒。我穿着内裤打开了门，佯装平静和吃惊地问候当局人员和他们的相机，但愿在开门之前塞进嘴里的赞安诺锭镇定剂将很快生效。由于多年在面临拘留、逮捕或监禁的威胁恐惧下工作和生活，这已经对我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严重的焦虑不断提醒我面对这一点，所以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一直常备赞安诺锭镇定剂，但很少使用，只准备当情况很糟糕时用。然而，直到这个晚上，情况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测谎仪测试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来验证在过去几个星期的审讯中我所重复的故事。如果他们还要强迫我多说一些，他们就需要在我所重复的故事中找到一个谎言，一个矛盾。但是，他们失败了。测试了一大半个晚上，问题和这几个星期内他们一直在问我的问题基本相同，只是加上了测试机器的一些问题。他们问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是做什么的，他们问了我们与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关系——这是那次律师打压活动的中心。与往常一样，他们着重问了王全璋，一名人权律师，也是我的老朋友，也问了西南地区的“赤脚”律师幸清贤和中国南方一位勇敢的女士苏昌兰，后者在大陆进行了支持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活动。我手指上的汗水，导致了许多次的重复测试和重新启动。我告诉他们，当我焦急的时候，我会出很多汗。和往常一样，在审讯中，汗水变成了在他们试图误解我的回答时的优势。最终，测谎仪并没有让他们取得任何成功。在我的证词中，他们没有发现矛盾。我打败了测谎仪。我忍不住感觉到，在某种意义上，我打败了他们。测试后，我的回答和他们对回答的解释，再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提到过。

我的罪名面临至少5年监禁

我的第一道防线——伪装自己是一个信托基金的继承人，偶尔为家族企业在中国的生意做一些工作——并不会持续太久。他们有足够的证据来掌握我的实际工作，以及我在这个非政府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朋友和合作伙伴们以前经历过的审讯，绑架，拘留和酷刑，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一些公布过的审讯记事更是帮了我不少。从那些记事中学到有一些红线不能逾越，执法时是有标准方法的，知道这些对我应付自己的处境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我曾热切地阅读这些记事，并经常鼓励基层合作伙伴也这样做，以便为被拘禁做好准备。当然，我是一个外国人，不仅如此，我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一个白人。我从来不认为，身体的折磨将成为他们对待我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我的大多数中国朋友和同事却不能指望。我知道，与中国的活动分子所面对的相比，他们对待我的任何方式都是温和的。我还有另一个身体上的原因为我提供保护，事实上，我有一个非常罕见的、危险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个病在这时成为了优势，因为任何极端的身体或精神压力都可能引发我的肾上腺衰竭，导致昏迷或死亡，所以他们知道必须小心。他们不想让一个外国人死在他们手上。为什么决定这个时侯带走我？国家安全局在2013年就已经试图在我们的组织中种下间谍。地方警察和国安在过去几年中，多次突击搜查并关闭了组织的许多活动。合伙人曾被拘留，审讯，我的名字早就已经出现在人权律师或合伙人的审讯中。有些知道我的名字和我们组织的名字的人甚至被关了起来。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找我呢？人权律师王全璋是我所在非政府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我的审讯者问了我很多有关王的问题。早在2008年起，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工作。多年来我也与许多在“709大抓捕”中被拘禁的律师在合作。但是，从2014年起，一直到镇压开始之前，王就不再和我有工作上的合作，他于2015年8月份被拘禁，也远远早于我。在我被释放后，我发现在我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我的老朋友已经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转变拘押方式为刑事拘留，但他的强迫失踪状态并没有结束。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仍然没有人知道王全璋的下落。他甚至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到我被抓时，苏昌兰也被关押了很久。她为我们工作过，这是事实。因为我们支持她做一个女性的法律援助中心，向受害者提供无偿的律师咨询。但我们的共同工作在香港占领中环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我们与她在那个运动中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并没有阻止我的审讯者要求我提供苏昌兰和香港民主运动的有关信息。在我被带走前几个月，幸清贤与唐志顺(第九章)试图将律师王宇(第三章)的儿子带到泰国曼谷，再辗转到美国，但却在缅甸被抓。在我被抓之前，他们也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了数月之久。他们出事的时候我甚至不在中国，10月份的时候，当他们在缅甸境内消失了两天之后，我才回到中国，这个情况看起来很不妙，但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帮助王宇儿子逃跑的情况。我只是像其他人一样在新闻中看到才知道。对此，我解释了多少次都没用，国家安全局确信我是计划背后的主谋。是的，我的非政府组织过去曾和幸清贤一起工作过，但是早些时候已经停止合作了。像苏昌兰一样，我们支持幸先生做法律援助中心。他是唯一的一位直接与我沟通的地方员工，通常情况下，核心员工和地方合作伙伴之间有几层的沟通。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所有参与者，但他当时没有遵守。他知道我是外国人，知道我的全名，还有我的电子邮件地址。这已经足够让警方把这些信息拼凑起来了。最后，究竟是谁告诉了警方有关我的事情，他／她为什么这么做，我不知道，坦白地说我也不在乎。在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时，无论谁都可能这么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比当地人更占优势。但这并没有阻止国家安全局试图说服我，每个人都出卖了我。他们出示证据说明这个人或那个人指责过我。我的审讯者则假装是从我的最大利益出发，告诉我必须保护自己，也谴责回去那些责怪我的人，否则我就会自己背锅。我的罪名面临至少有5年的监禁，很明显，以我的健康状况，我的生存几率很小。这个是真的，问题是他们以我被出卖为理由，试图让我和我遇到的最好的人互咬，却是看错了人。对这个名叫“老邢”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认罪”视频中，后来他们也让我录过这样的视频。老邢，一个当地农民，通过自学成为“赤脚”律师，他也许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他的淳朴和道德自律，我还没有遇到过第二个。他和很多其他人是中国给我最好的礼物。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中国政府应该为此感到自豪，而不是迫害他们。我拒绝出卖他们，我的审讯员这才停止离间的尝试。

这是一场智力之战

正如那句政治格言，永远不要说会被发现的谎话。事实上，我所说的大部分都是真话，这也使我的计划更有效。我坚持这点，花时间画一个没有太多内容的一个框架：我在非政府组织中的角色是什么？我是一名管理人员，从未参与过任何实地活动——我是白人，加上有限的中文能力的现实使我不可能参与到任何活动中去。我只是一个管理人员。幸运的是，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我们这个非政府组织中的另一个外国人，也是除我之外唯一的一个外国人，他已经离开了中国，不用担心再受到当局的报复。我告诉当局人员，他是处理外联的人，也是事实。所有有关我们所认识的记者，与我们合作的外交官，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维权者的问题，我都说是迈克尔的负责范围。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在北京联系过的大多数记者或者外交官，但是我现在的专注点是描绘一个没有细节的模糊框架。中国员工都是谁？我说他们只有合同工。从文件上来看他们似乎是工作人员，但我解释说，我们只是为个别项目的具体工作给他们付款。他们不可能知道太多组织的情况，因为他们只参与个别的项目和活动。我的框架太宽泛太空乏，而我的同事的信息则是最小的事情，太详细太具体了。结合两者，并不能给予当局一个我们组织的全景图。他们对我们的收入有一个大概的估计，但我必须让他们相信，我们从捐助者那里收到的大部分资金都没有进入中国，也不用于国内的实地工作。我必须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工作越小越好，对党的威胁和影响越少越好，以便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我的想法暗合了国家对外国人的宣传。我告诉他们，迈克尔和我一起用这个组织揽财来中饱私囊，过挥霍的生活。这个我们挪用资金的指控后来成为他们抹黑我们组织和我本人的一部分，但这是我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宜之计。他们对于会计准则、外部审计和资助者严格的出资政策和相关审查的无知，使我轻松的撒成了这个谎。总而言之，遍布全国的许多当地的合作伙伴从来不认识迈克尔或我。尽管迈克尔多年来拜访过许多实地活动，但是在向赤脚律师或基层维权者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使用假名，而且从来没有给出他们参与的任何项目或活动背后的组织名称。我们尽可能地确保外地合作伙伴与北京的合作伙伴之间通过中间人沟通，把全国分成不同的区间。几乎没有人知道其他的所有人。只有两个人知道我们所有的活动，捐赠者、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 那就是迈克尔和我。然而，尽管清理了大多数硬盘和U盘，尽管在工作文档存储上使用了加密，他们也从没在我这里要过密码，但他们仍然得到了一些信息。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有时则两次，他们会拿着一些新的打印材料走进来。比如在我被带进来前一天，在同事的电子邮件中，显示了我在被抓前一天发出的销毁证据的指示。他们会向我展示他们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汇总，让我相信人们在自发地把我供出去。然而最受威胁的是使用文件恢复程序。他们会从在我的公寓没收的硬盘之一中找到并恢复随机文件，或部分文件，有些是近期的，有些是几年前的。每一天，我都不得不花费心思准备，如何回应他们可能恢复的哪一个文件。基本上，他们可以重新恢复很久以前删除的文档，或其中的一部分。幸运的是，他们得到的大部分都不是很有用的信息。但是，想到第二天他们会带着新的信息走进来，可能是预算单、也可能是项目计划、人员列表、审计报告或收据，还是让我坐立不安。想到新恢复的文件即将到来，以及经常在晚上才开始的五到六个小时的审讯，加上偶尔的睡眠剥夺，使整个过程相当紧张。这是一场智力之战。我必须保护尽可能多的信息，同时确保永远不要直接说谎，因为下一个恢复的文件就可能证明这是谎言。如果真的被抓到说谎，一切都会崩塌。回想起来，很难想象我可以一直保持我的大脑警戒，以便让我的审讯者懵圈，在这些审讯期间，每一个脑细胞都集中在这一个任务上。在审讯期间，我会仔细回忆过去几个星期的经历，从他们带走我的那个晚上到后来被关押的日子之间来回追溯。

睡眠剥夺也被定义为酷刑的一种形式

我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经验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糟糕。早晨，当我醒来后，一包冷的肯德基在我房间里的桌子上等我。他们允许我坐在我牢房里的两把舒适的椅子上。我对自己说，也许情况不会多么糟糕。到了那天晚上，24小时过去了，我才意识到什么在等着我。我被处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他们读了一长串我所拥有的权利。这些权利中，有些我可以要求，但不一定得到。我的罪名是与国家安全有关，因此，我有权聘请律师，但在这一期间，没有权利会见律师。我有权利会见使馆人员，但当局可以让我等上他们规定的任意长时间，然后再允许我和我的使馆官员会面。法律规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为六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实例都持续了六个月。我的现实变得清楚了，未来六个月我会单独监禁在这个牢房吗？当时，我对此毫无疑问。当然，单独监禁可能不是准确的词。我牢房里的两把舒适的椅子总是被两名看守占用着。6小时一班，每天24小时，他们就坐在那里盯着我，记下任何小事，但从不开口说话。在头两三天后，在这个墙上贴了以防止自杀垫子的牢房里，智力之战才正式开始。战术直接来自美国老剧。他们用厚重的窗帘遮住两个窗户，遮挡掉所有的光线。一大群面目恐怖的人会突然闯进房间，围着我，然后离开。后来，他们把门上的温度计也用胶带缠了起来。我永远无法弄清隐藏温度计的目的。在第一个周末，我听见楼上的地板上整夜都定期、间断的发出砰砰声和尖叫声。在这种条件下肯定是没法睡觉的，反正他们已经对我进行过睡眠剥夺了。早些时候，除非我为他们写了一些信息，否则他们不会让我睡觉。我向这里的领导投诉，并且告诉她，中国批准了“禁止酷刑公约”，我和她争辩，睡眠剥夺也被定义为酷刑的一种形式。她是一个年纪偏大的女人，对我的投诉和争辩火冒三丈。对我大喊大叫：“你没有受到尊重吗？他们对待你这么好！” 最后，虽没有直接对我进行睡觉剥夺，他们会用楼梯上的砰砰声，尖叫声和大声的噪音来不让我睡，让我崩溃。在这段时间里，“黑脸”警察利用恐吓和气势汹汹取得他想要的东西。叫喊和愤怒是家常便饭。这是他让我写下他们想要的“证据”的方式。但我拒绝了，我说在看到我的使馆人员之前，我不会写任何东西。在这之后，以及和上级关于睡眠剥夺的大喊大叫之后，他们开始改变策略，“黑脸”警察转为幕后，由“红脸”警察处理大多数的审讯。我估计有大约连续十天没有看到过阳光，只有全天候的荧光灯。大灯当然一直都是开的，但在这些日子里，不止是房间其他部分的灯泡亮着，床头的灯泡也一直是开着的。当我接到测谎仪测试时，最糟糕的对待才算是结束了。

“炉边”聊天

坐在房间里，另一个问题占据了我的脑海。几年前，当我和前女友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一直用公寓作为办公室，并且她还协助做一些小的翻译工作。所以，她见过许多中国首屈一指的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我们不仅有很多的律师，记者和维权人员到公寓工作，还举办了许多社交活动。我邀请过王全璋到我们家来参加斯堪的纳维亚圣诞节，他还来家里吃过两次晚餐，老邢，那个农民转型的活动家也在公寓里参加过感恩节。我们甚至让他切过火鸡。警方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也不可能不知道我前女友。我们在分手后一直是朋友，所以我知道当我被带走时，她正在国外旅行，通过我的估算，在用测谎仪测试的时候，也是她就要回来的时候。我越来越担心他们会在她回国时带走她。没有审讯和测试的时候，我花了许多时间，试图想出某种方式给她带信，但这当然是徒劳的。等到我被释放，我才发现，我度过了许多无谓的不眠之夜，她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他们有时会把我从我的房间里叫出来，把我安置在一个老虎椅上。我会听到一大群人进入我的房间，听到将东西移来移去的声音。20或30分钟后，我会被带回来房间。我想他们是否想把我的牢房布置得好一点，以迎接使馆人员的会见？结果不是。是否检察官来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员有没有酷刑？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里有电视线插座，他们是否装了一台电视和漂亮的椅子，便于检察官每周监督检查？检察官来检查了吗？我不知道。在我被放出来一个月后，有一条新的规定是，检察院的每周检查是强制性的，以打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虐待和酷刑，但当然如果警方声称这样的检查可能会有碍侦察，他们可以拒绝。最终证明，这个规定都不配写在纸上。随着正式审讯在两周后逐渐减少，杨先生在下午或晚上来我房间的次数增多了。我认为这是“炉边聊天”，随意和非正式的谈话，当然没有真正的壁炉。我们进行一些哲学讨论，和其他闲聊。他会让警卫带香烟给我，还给我没啥味道的雀巢咖啡。他说他正在努力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他对我说，他是站在我这边的，他希望我能出去，这样对我们两方都好。这是另一种建立依赖感的策略。随着他的拜访，窗帘可以拉开，阳光也可以照进来了；我可以抽烟，喝咖啡。他们希望我期待他的拜访。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要去法庭为我的案子辩论。更令人惊讶的是，他问我是否想让他到宜家商场买一些肉丸子当作晚餐。我们后来决定，让他从星巴克买一杯真正的咖啡和三明治给我。

这里没有出路，逃跑或自杀是不可能的

我要求的看的书籍从未给我，我受不了无事可做的困扰。我会花时间回忆歌词，特别是鲍勃·迪伦的“爱减零／无限”。我做任何会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避免一再反复思考同样的事情。看着蓝灰色的防自杀垫子，每分钟都感觉像一小时，这是秘密拘留的一部分策略。审讯减少之后，我的待遇变得更好了，但日子更难熬。除了我们短暂、偶尔的“炉边聊天”外，没有任何刺激我大脑的事情。在他们审讯我时，至少没有这么单调。任何记忆都被重复了十次。每一个浪漫的经历，每一段友谊，每一个圣诞节，还有更多其他的事情，在我大脑中都过了一遍又一遍地。计划逃跑成为一个反复的想法，但这是不可能的。自杀也成了一个反复的想法，但也一样不可能。这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分析逃跑或至少是否可能的游戏仍继续进行着，我会在头脑中考虑各种场景，但都不可行，这个牢房有守卫轮岗，外面的院子有看门狗，一切都密不透风。而自杀，即使是马桶座也包了垫子。没有办法进行。打水、午饭或晚饭的时候，一名看守会暂时离开，剩下的看守也会将钥匙交给那名暂时离开的看守。这里没有出路，逃跑或自杀是不可能的。我在供外籍人士的杂志上偶然读到过东城区2号拘留中心的故事。这是外国人被审前拘留的地方。它为外国囚犯设有特别区域。故事的范围从令人沮丧的监狱生活记事，到“感觉良好的“慈善组织举办圣诞晚餐或类似活动都有。毫无疑问，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有6个月，审前拘留就应该是12至18个月。我认为任何外交解决方案，例如保外就医，都将在我的审判之后才有可能性，而不是在此之前。我在里面将度过漫长的日子。那里被允许在外面锻炼一小时的可能性，在这里简直就是个梦。在正式的看守所，还可以借阅书籍，还可以和其他囚犯聊天。我怎么才能早一点点到那里去，而不是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单独监禁浪费时间呢？在当时，如果有选择，我连电话本会读。这个白日梦，以及关于长期拘押在监狱的想法，成了一个我经常想的事情。我会被允许探监吗？我能见到锦玲吗？在脑海中，我和她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同样的谈话，一开始我告诉她，我迫切需要她的来见我，给与我支持；后来我又告诉她，忘了我，找一个新的男友，她不能浪费整个青春来等我，也许我要到10年后才能被释放。矛盾，太多想法会来来往往，而且常常互相矛盾。关于锦玲和监狱的白日梦，我也很清楚，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我不会活到那时候。我的健康状况可以看出，无论他们提供多少医疗护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可以撑过一年吗？或许两年？奇怪的是，这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让我担心，也许是因为这本来就不像是真的。

“我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幸运的是，当需要进行更多的审讯时，这种经常性的白日梦会被打断。经过约两个星期的整日或整夜的审讯后，他们终于将之前审讯的内容都拼凑在了一起。和往常一样，他们想歪曲我的话，把话硬塞在我的嘴里。想让我说王全璋是犯罪份子。我拒绝了，这样来回几次，我还是坚持在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被定罪之前，某人如何成为犯罪份子？第二天，杨先生又来了。告诉我的书面认罪需要重写再重写，因为供词不足难以让法官们对我的情况作出决定。由于外交原因，保外就医是审判之后的最佳途径。他需要我的帮助，他说，让我们先录制一个可以给法官的视频吧。我同意了。答案和问题已经为我写好。我所要做的只是用适当的态度演好。有些话就像是文化基因一样历史悠久，比如“我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我被带到在审讯室旁边的会议室，这里是我在秘密监狱的安全区域。中央电视台记者将与我同台演出。这显然是为了宣传，而不是给任何法官来看的。视频的制作只用了一个晚上，唯一的争论点是让我称某些人为罪犯。我拒绝了，他们最终放弃了。我也可以在自己是否从事犯罪活动上模糊不清，而不是直接说我的工作是犯罪行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得到正规承认，没有缴纳税款，所以在技术上，我确实违法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真正看到这个视频，但是，在我被释放后不久，我就意识到他们利用这个视频向外国人、外国机构和他们的支持者散布谣言的目的。

在狱中与女友会面

拍完认罪视频后不久，他们告诉我可以见到我女朋友。我一直都很清楚，如果我们的案子不解决，她肯定也是不会得到释放的。我变得确定自己会被驱逐出境。当天，或也许是第二天，我被带到审讯室，他们告诉我，我确实会被驱逐出境，时间会在几天内，甚至几个星期内，或更久，他们现在不能说。当他们告诉我锦玲会被释放，所有的指控都会被撤销时，我眼中出现了第一次眼泪。她就要获得自由了。第二天，在与他们强迫我拍摄认罪视频的同一个会议室里，他们允许我们见了面。他们告诉我们，就像我以前的CCTV录像一样，要穿上我们的正常服装。她的头发竖得东倒西歪，看起来像个女巫。尽管如此，在我眼里，她从未如此美丽。翻译用手持相机记录了整个过程，刘先生这个“黑脸”警察在旁监视着。说我们可以拥抱，不可以亲吻。我们才没理睬他们。刘先生不得不警告我们停止接吻。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原来的计划还成吗？我们之前已经决定好两个人一起离开中国，而现在，她并没有受到影响，我感到前所未有地强大。是的，我们的计划还成。国家安全局试图动摇她，但失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告诉她，我付钱给我的前女友，让她做我的情妇; 我在中国以外有孩子和家庭; 我对于中国有坏的影响，她应该想想她的祖国，他们试过所有的手段了。对于接下来的计划，我们花了三十分钟做了具体的安排。她将被允许从我家打包一个小袋子的东西给我带走。

颤抖和焦虑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前两个星期的审讯和后来的孤独单调过于激烈，使我的戒备心无法马上放松下来。但是在哥本哈根的一个酒店房间里，这一切都化解了，我的大脑终于能够自我疗伤，并理清过去几周发生的一切。我的被驱逐出境很有趣，飞机出现了故障。出乎意料的，它最终在赫尔辛基经停，更换了机组人员，并到达哥本哈根，此时转机已太晚，我们被安置在酒店。那天晚上我只想睡觉，但反而睡不着。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状况逐步恶化，出现各种症状。我会突然发火，平白无故的生气。如果我聊天时间太长还没有聊到要点，就会感到被困住了。在商店里排队，也变得不能容忍，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觉得我没有完全控制场面，恐慌症都会发作。颤抖和焦虑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幸运的是，此前我们曾为维权人士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也曾有许多朋友遭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问题，这使我能够认识到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并最终能掌控这一情况。如果我说这一切都已经没有了，那我在说谎，但也许6个月后，我至少可以自我管理，大部分都“解决”了。当几个星期之后锦玲和我第一次在那个房间见面的时候，我曾重复问过她，我们搬到东南亚的计划是否还可行，尽管她一直双眼含泪，对此给予肯定，让我相信这依旧可行，然而我们无法知道，她是否真的会被允许离开这个国家。国安已经告诉她，他们不会阻止她离开中国，但直到她飞离中国那一刻，一切都无法确定。我们可能一个多月后才能见面，因为我要回瑞典，我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恢复，而她不得不回到家乡，并做离开的准备。最后，他们信守了承诺，允许她踏上了离开中国的航班。

被驱逐出境

她的离开，远远不如我的驱逐出境有戏剧性。就像我第一次被带进来时一样，我被蒙住眼睛，直接从秘密监狱驶往机场。四个吓人的男人，都穿着看起来像练武术的衣服，带走了我。除了医疗紧急情况外，我不允许说话。他们一定是执法人员，他们看起来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加吓人。难道是打手？其他警察和官员也随行，总共有五辆车跟随。我们进了后门，我被带到了一个接待的地方。在我的驱逐出境令被读出来时，出现了更多的警察和照相机。我根据“间谍法”被驱逐出境，我被带到一辆小面包车上，直接开到飞机跟前，我出关的地方，通常是访华的总理，总统和高级政要使用的特别出入口。刘先生和那位女领导跟着我走到飞机的门口。我们握手，我说了再见。 “好吧，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好玩的经历，但至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

自2013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立法以来，中国对失踪的使用在不断演变。2018年，中国对前双规制度进行了改革，成立了国家监察委和其拘留系统“留置”，该立法几乎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中逐字照搬。可在此阅读我们针对该系统的报告。对于一些人来说，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时间结束后，他们被正式逮捕并转移到审前拘留所——不过由于警方用假名为他们在看守所登记，因此往往持续处于失踪状态，可参阅我们近期针对该新型消失手段的简短报告。如果您在中国境外并有意支持我们的工作，请考虑在亚马逊全球购买《失踪人民共和国》的实体书，中英版本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