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是心理变态者：流亡中国警察披露对维吾尔人的酷刑程度
By Rebecca Wright, Ivan Watson, Zahid Mahmood and Tom Booth, CNN
该文译自2021年10月6日CNN英文报道的部分内容。点击此处阅读原始英文报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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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新疆的突袭行动在午夜后开始。
一名前中国警察告诉CNN，数百名手持步枪的警察在中国最西部地区的维吾尔族社区挨家挨户搜查，把人们从家里拉出来，给他们戴上手铐和头罩，并威胁说如果他们反抗就开枪。
“我们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全部强行带走，”他说，“如果这个地区的一个县有数百人，那么你就必须逮捕这数百人”。
这位前警察成为了举报人，为了保护留在中国的家人，他要求仅称他为江。
在其目前流亡的欧洲接受CNN三小时的采访时，江透露了据其称该地区的拘留营中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系统性酷刑行为的罕见细节，中国多年来一直否认这种说法。
“对他们拳打脚踢，打到他们伤痕累累。”江说，他回忆起他和同事如何在拘留中心审问被拘留者。“直到他们跪在地板上哭泣。”
其于新疆就职期间，江说每一个新的被拘留者在审讯过程中都会挨打——包括男人、女人和年仅14岁的儿童。
这些方法包括将人铐在金属或木制的“老虎椅”上——用以将嫌疑人固定在椅子上；将人吊在天花板上、性暴力、电刑和水刑。他说，犯人们经常被迫连续数日保持清醒，并被剥夺食物和水。
“每个人使用不同的方法。有些人甚至使用铁撬，或带锁的铁链，”江说。“有的警察会踩着嫌疑人的脸，让他认罪。”
江说，这些嫌疑人被指控犯有恐怖罪，但他认为，在他参与逮捕的数百名犯人中，“没有人”犯过罪。“他们都只是普通人，”他说。
江说，在看守所的酷刑只有在嫌疑人招供后才会停止。随后他们通常被转移到另一个设施，如监狱或由狱警管理的拘留营。
“每个人都需要达到某一目标”
江第一次被派往新疆时，他说自己渴望前往那里，帮助打垮他被告知可能威胁到国家的恐怖威胁。在警察部队工作了10多年后，他也渴望得到晋升。
他说，他的上司要求他接下这个职务，告诉他 “分裂主义势力想要分裂祖国，我们必须把他们都干掉。”
江说，在中国反恐“严打”运动的高峰期，他被从中国大陆的常规岗位上“三到四次”调到新疆的几个地区工作。
江被告知，根据一项“对口援疆”的计划，中国从大陆各省招募了15万名援疆警察，该计划鼓励大陆各省向新疆地区提供援助，包括公安资源。这些临时性的工作在经济上是有回报的——江说他在调往新疆期间获得了双倍的正常工资和其他福利。
但很快，江对他的新岗位以及镇压的目的产生了幻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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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的时候很惊讶，”江说。“到处都有安检，很多餐馆和场所都关闭了，社会氛围非常紧张。”
在例行的午夜抓捕行动中，江说他们会拿到一份抓捕名单，这是为了达到官方规定的维吾尔人拘留人数配额命令。
“这都是有计划的，而且有一套体系。”江说。“每个人都需要达到某一目标。”
如果有人拒捕，警察会 “用枪顶住他的头，说不许动，如果你动的话就会被杀死。”
他说，成群结队的警察也会搜查人们的房子，并从他们的电脑和手机上下载数据。
还有一种策略是利用该地区的居委会将当地居民召集起来与村长开会，然后将他们集体拘留。
江将那段时间描述为“作战期”，他说官员们把新疆当作一个战区，警员们被告知维吾尔人是国家的敌人。
他说，警员们几乎都有共识，一年内有9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该地区被拘留。
江说，如果他抵制这一套进程，自己也会被逮捕。
“有些人是心理变态者”
江说，在看守所的关押地点，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向被拘留者逼供，性酷刑是其中一种手段。
“如果你想让人招供，就用上面有两个尖头的电棍，”江说。“我们会在尖端上绑上两根电线，把人绑起来的时候将电线连在他们的生殖器上。”
他承认在审讯过程中自己经常不得不扮演 “坏警察”，但他说他避免了最严重的暴力，这与他的一些同事不同。
他说：“有些人把这看作是一份工作，有些人则是心理变态者。”
江还说，一个施加酷刑和非人道手段的“非常普遍措施”，是狱警命令犯人强奸和虐待新来的男犯人。
来自新疆的48岁维吾尔族学者阿不都维利·阿尤普说，他于2013年8月19日被拘留，当时警察从他为教幼儿母语而开办的维吾尔族幼儿园将他接走。然后他们把他带到附近的家里，那里已被携带步枪的警察包围。
阿尤普说，在喀什市看守所关押的第一个晚上，他被十几名中国犯人轮奸，这些囚犯是在 “三四个”狱警的指挥下进行的，他们也目睹了这次袭击。
他说，“狱警们让我脱掉衣服”，然后让他弯下腰。“不要这样做，我哭着说，请不要这样做。”
他说，他在袭击中昏了过去，醒来时被自己的呕吐物和尿液包围。
“我看到苍蝇，好似在我身边飞来飞去，”阿尤普说。“我当时觉得，苍蝇都比我好，因为没有人可以折磨它们，也没有人可以强奸它们。”
“我看到那些人嘲笑我，（说）他太弱了，”他说。“我听到了这些话。” 他说这种羞辱第二天还在继续，狱警问他：“你玩得开心吗？“
他说，他被从看守所转移到一个拘留营，在被迫承认 “非法集资”的罪行后，最终于2014年11月20日获释。
虽然他被拘留的时间是在对新疆更广泛的镇压之前，但它反映了维吾尔人多年来抱怨的用于压制少数民族的一些所谓策略。
“他们把我们吊起来打”
现在住在荷兰的奥米尔·贝卡利也在其拘留营的经历所带来的长期影响而挣扎。
45岁的贝卡利告诉CNN：“我们（在拘留营）的痛苦和折磨将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会留在我们的脑子里。”
贝卡利出生于新疆，母亲是维吾尔族，父亲是哈萨克族，后来他搬到了哈萨克斯坦，并于2006年获得了公民身份。他说，在去新疆出差期间，他于2017年3月26日被拘留，一周后，他在克拉玛依市一个派出所的地下室里被审讯和折磨了四天四夜。
“他们把我固定在一张老虎凳上，”贝卡利说。“他们把我们吊起来，用木头火把、铁鞭打我们的大腿，打我们的臀部。”
他说，警察试图强迫他承认支持恐怖主义，随后的八个月里，他在数个拘留营中度过。
贝卡利说：“当他们第一次给我的腿戴上铁链时，我立即明白我就要下地狱了。”他说，沉重的铁链拴在犯人的手脚上，迫使他们一直弯着腰，甚至在睡觉的时候。
他说，在那里的日子里，他失掉大约一半的体重，他获释的时候 “看起来像一具骷髅”。
贝卡利说：“我从这种心理折磨中幸存下来，因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如果没有我的信仰，我永远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是我对生命的信仰，我对自由的热情让我活了下来。”
贝卡利说，在被关押在拘留营期间，有两个他认识的人死在那里。他还说，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都被关在拘留营里，他得知其父亲巴克利·伊布拉伊姆于2018年9月18日在新疆被拘留时死亡。
“我是有罪的”
在欧洲的新家，前警察江每晚都要失眠几个小时。那些经历过拘留营体系的人们的长久痛苦在他脑海中回荡，他感觉自己濒临崩溃。
“我现在已经麻木了，”江说。“我曾经逮捕过那么多人。”
前囚犯阿尤普在晚上也很难入睡，因为他饱受被拘留期间的噩梦之苦，而且无法摆脱持续感到被监视的感觉。但他说，他仍然原谅折磨他的狱警。
“我不恨（他们），”阿尤普说。“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是那个体系的受害者。”
“他们在给自己服刑，”他补充说。“他们是罪犯，他们是这个犯罪体系的一部分。”
江说，甚至在他被派往新疆工作之前，他就已经对中国共产党感到 “失望”，因为其腐败程度越来越高。
他说：“他们假装为人民服务，但他们是一群想实现独裁统治的人。现在他逃离了中国并揭露他在那里的经历时，他说因为想 “站在人民的一边”。
现在，江知道他永远不可能回到中国——“他们会把我打得半死”。他说。
“我会被逮捕，会有很多问题。变节、叛国、泄露政府机密、颠覆，所有罪名都会加到我身上。”他说。
“我为维吾尔人说话这一事实（意味着我）可能被指控参与恐怖组织。我可能会被指控一切可以想象的罪名。”
当被问及如果他与以前受他迫害的受害者之一面对面会怎么做时，他说他会 “害怕”，并会 “立即离开”。
“我是有罪的，我希望那些情况不会再发生在他们身上，”江说。“我希望得到他们的宽恕，但对于遭受过这样的折磨的人来说，这太难了。”
“我怎么面对这些人呢？”他补充说。“即使你只是一个士兵，你仍然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你需要执行命令，但这么多人一起做这件事，我们要对这件事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