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开认罪性质的演变
在过去几年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强迫电视认罪上，审判前的被拘留者出现在CCTV上公开认罪的震惊画面，其中的认罪者还包括许多外国人在内，现在中国又开启了公开认罪的新形式。这只能被解释为中共企图使中国的强迫公开认罪正常化和普及化，然而这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激进行为，而且这进一步远离了长久以来营造的所谓“法治社会”的假象。 目前，从法庭微博账号到电视娱乐节目的多个平台上都可看到认罪视频。我们所见和经报道的最典型的认罪是审判前强迫电视认罪，事实上，不仅几乎都在起诉之前，甚至在被捕之前。我们的报告 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 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这一现象的最全面的信息。
认罪在中国是王道
认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封建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共控制的核心，为了加强政治控制和思想改革。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在这里（英文）和这里（英文）阅读。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公开认罪的重新出现——特别是在电视转播和网络传播新形式下——恰逢习近平的上台。与此同时，法律体系也进行了彻底翻新，将以前属于法外拘留的形式（RSDL和留置）大规模合法化。 许多被迫电视认罪的视频拍摄都是在RSDL中进行的。 这些认罪悬空在法律和宣传体系的中间地带，这只是另一个标志，表明中国正在从法治的虚伪托辞中大幅后退。 新形式的公开认罪： 法庭供述 腐败官员（电视迷你剧） 电视访谈 社交媒体 操纵视频
法庭供述
中国的第一个电视法庭供述是1980年对四人帮的审判 ，其中毛的妻子江青做出相反供述——她指控法院将毛主席和文革审判，藐视法庭，在法庭上称中国领导人为法西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并叫板他们绝不敢砍她的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nuGt6Bq2io 这些戏剧性表演现在很少见，相反，法庭程序的电视转播部分通常用于展示被告的悔改和坦白。这些内容通常在法庭的微博上首先播出（经编辑剪辑），或者法庭的网页和片段稍后可能会在国家电视台播放。 近年来最受瞩目的是：
- 前安全局沙皇周永康（这是一个封闭的审判，但在晚间新闻中播放了一段三分钟的剪辑片段，其中周认罪悔改）—— 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具政治热点的案件审判之一。
- 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李明哲（李明哲）（视频 ）
- 维权律师谢阳
- 维权律师江天勇 （微博视频 ）
他们的“认罪”的措词与审前拘留者的认罪非常相似。例如，李先生表示懊悔，感谢他的检察官，并表示他看到了他的错误做法。因为李先生是台湾人，所以这种认罪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这是中共发给台湾的一个“信息”，借李先生之口，表达支持“两岸统一”的愿景。作为民主积极分子的李先生，是极不可能在没有被强迫的情况下提出这种看法。 709大抓捕的另一个受害者，活动人士吴淦的审判短片显示了中共在它的监禁对象抵抗时必须采取的措施。 吴先生（与周先生一样是封闭审判）拒绝认罪，甚至通过他的律师，对于判决向法庭表达了讽刺的感谢。在发布的短片中，我们没有看到吴先生说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只有法官发表陈词。
腐败官员
大约在审前电视认罪如火如荼的同时，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中共官员的供词，他们正在服刑或被指控犯有腐败罪。2016年10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DIC）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八集电视连续剧《永远在路上》。黑白的华丽广播让官员们有足够的屏幕时间忏悔，和多次泪流雨下的机会。该系列也上传到了CDIC网站上。 虽然《永远在路上》随着后期制作效果和音乐而变得俗丽浮华，但与在《剧本和策划》上所研究的电视认罪有相似的特性——认罪者都是由警察护送，签署认罪，并表达悔改。他们的认罪主要集中于内省的自我批评，悔过的表述和对中共的道歉上。 在这些迷你剧结束时，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项民意调查，询问谁的认罪最好 ？
电视采访
要求被拘留者做电视认罪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利用他们的“认罪”来谴责他人。即使个人是自由的，他们如果不在电视上谴责他人，也可能面临再次被拘留或家人受到伤害的威胁。 例如，2016年8月，维权律师张凯表示他被迫出现在凤凰卫视上，表达了对709大抓捕关键律师周世锋，胡石根和翟岩民的审判的支持。随后，张在微博上说：“经历过半年之久暗无天日的羁押，家中年迈父母跟着担惊受怕，我始终无力克服因此带来的恐惧与心灵的伤害，更无力抗衡来自强权的压力。” 其中一位香港书商李波在拘留所被释放后，也出现在凤凰卫视上，表示他没有被国安从香港绑架，并且他正考虑放弃他的英国护照，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采访也是被迫并且伪造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I9VJ7jE3U&t=1s
社交媒体
微博和微信是中国最大的两个社交媒体平台，也已经成为流行的认罪平台。虽然没有可能与电视拥有相同的受众数量，但他们仍然是越来越普遍的使用渠道，与认罪广播有着相似之处。 今年4月份最大的“认罪”事件之一，是“今日头条”应用程序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一鸣因其平台上出现“内涵段子”而与当局发生冲突时，在网上发布了“道歉信”，内容中的用词与认罪供词惊人的相似。 同月，在警方逮捕了利用微信平台为政治犯及其家属募集资金的“全国旅游群”的几名成员之后，其中一名创始人戴湘南和那些被捕的人向该群发送了一个“认罪退群”信息。他说，自加入集团以来，他从事非法筹款活动，煽动集团内的其他人捐款，签名请愿，扰乱社会秩序。在之后的日子里，又有三名成员向该组织作出了类似的认罪陈述。至少有三人在拘留期间发送了信息。活动人士说，因为语言如此“官方言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被迫发的消息，所以没有任何效果。 这一举动则说明了“普通的”公开认罪是如何在中国进行的——毫无疑问，他们的法律地位或道德地位，四川省达州市的一项试点让行人，骑自行车者和电动车违规者，发朋友圈检讨自己的违规，点赞超20才能走。
操纵视频
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中共使用操纵视频来应对对它的指责。这些通常是“非正式”散布，匿名上传或泄露给媒体。这些经过大量编辑的剪辑通常包括未标注的，不清楚的和模糊的素材。他们也明显侵犯了正在拍摄的人的隐私权。 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知名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在狱中死于肝癌的令人反感的系列视频。 第一个（点此观看）显示刘先生在监狱和医院，显然是为了“证明”他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不久之后，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视频（点此观看）被播出，画面显示两名外国医生来到刘先生的床边。德国后来对视频的发布表示愤怒，说：“这些录音违背了德方表达的意愿，这与在访问前以书面形式传达的相违背。”刘先生匆忙的追悼会和葬礼也被拍摄后发布。 最近两个例子分别是，2018年1月，带着儿子上学时被拘留的维权律师余文生的视频，该视频由澎湃新闻播出（同时也播出过2016年8月维权律师王宇的认罪）。视频显示时间并不连贯，表明它已被大量剪辑，也意味着可能删剪了警察对余律师肢体侵犯的镜头。 另一个是今年5月，北京警方又发布了另一个经大量剪辑的视频，争论香港记者遭到安全局的粗暴对待的指控，因为他试图报道谢燕益在一个律师协会的听证会。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旁观者和电视台本身的录像显示，记者被五名男子抓住并推到了地板上——这与官方剪辑非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