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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每月中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新闻汇总。内容包括RSDL受害者的最新情况、相关法律进展以及中国在合法的外衣下实施强迫失踪的评论。
我们从一月份最大的RSDL案件之一开始，维权律师余文生，先是遭到拘留，随后被失踪于RSDL措施下。1月19日，当余在北京送儿子去上学的路上被警方以妨碍公务罪被拘留后，接着案件被转移到中国东部的江苏省铜山县公安局所控制，以比之前严重得多的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将其置于RSDL。在他被捕前的几个小时里，余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号召修宪的公开信。 他的案子被移交到远离北京的江苏，是限制他在北京的家人和朋友所能得到的支持的一种常见策略 。
本月的另一个大事件是瑞典出版人桂敏海的第二次绑架。1月20日，桂在瑞典两名领事官员的陪同下乘火车到北京期间遭到绑架。桂本该在瑞典大使馆里见一名医生，他被诊断出患有ALS(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迹象，但是警方登上火车，将桂带走。 目前尚未公布有关这起案件的官方消息。 桂先生最初是在泰国的家中被中国安全人员绑架的，并被RSDL和其他形式的拘留直到2017年10月。被释放后，他在宁波的一个公寓里依然收到严密的监视。 杰罗姆·科恩（Jerome Cohen）在他的博客上写道，这种奇怪的逮捕可能是各种权力基础之间斗争的信号。
“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宁波的地方警察可能因医疗原因批准了桂的北京之行......但是中央可能会因桂有可能寻求大使馆避难而感到恐慌......也许还有，并且还有可能是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之间有关桂的管辖权的斗争。”
同时，在本月底，桂敏海被授予国际出版家协会伏尔泰奖 ，因为他“尽管知道所承担的风险，但他仍然勇敢地继续出版”。
去年十二月底，直言不讳的维权人士吴淦被判八年徒刑，这是迄今为止所受到的709大抓捕所有受害者最严厉的一次审判。 1月8日，他的律师提出上诉 ，主张释放吴淦，理由是他的言论和著作属于“公民权利范围”之内，“颠覆政权”不是犯罪行为。 他的辩护律师葛永喜和燕薪于2018年1月4日在中国人权网站上公布了 吴淦刑事上诉状 。
RSDL的两名受害者本月在China Change网站上被介绍。 第一位是甄江华 ，去年12月被关押至RSDL， 被转移的唯一通知是打给他的律师的电话。 这个消息当时并没有被广泛报道。 30岁出头的甄在广东省经营一家人权非政府组织。 他早就料到自己会被拘留，并早已做好准备：
“几年来，他只穿黑色：两套黑色的T恤，两双黑色的鞋。 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会做50次俯卧撑，50次蹲坐，50次引体向上...他还签了多份空白的授权书，并交给了朋友。 他的谷歌账户被设置为：如果两天没登录便自动清除所有内容。”
随着时间的流逝，自2015年王全璋律师失踪以来，已经超过920天了。China Change在一篇关于王的文章中指出，他是709大抓捕的最后一名失踪律师。 在他被正式拘留的天津第一看守所，他的家人，朋友和律师都无法与他进行会面以及存钱供他买食物。
“王全璋为拒绝屈服一定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是人权界的共识，有人担心他身体太虚弱了，当局现在已经把他藏起来了，有人甚至担心他已经死了。”
有一个好消息，维权律师王宇的儿子包卓轩，在他尝试去澳大利亚学习近三年后终于抵达澳大利亚 。 包于2015年7月首次尝试去澳大利亚留学，当时他的父母都被卷入了“709大抓捕”。 不过，被判颠覆正在服五年徒刑的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其妻因为没有有效的旅行证件而未能登机前往中国探望他。中国去年取消了她的台胞证。
关于中国拟议的国家监督委员会（NSC）之事早有一系列的评论，这是一个全能的反腐体系，可能会扩大和进一步将腐败嫌疑人的RSDL系统化。 在“中国瞭望” 上，斯坦利·卢布曼写道：如果通过法律来建立国监委，可能早在今年3月，就“将把国家检查机关的一部分，转移给不受法律约束的中共党组织，赋予中共党以新的权力，可以超越正规的法律体制惩罚中国公民”。委员会甚至不会遵守刑事诉讼法。 2月2日，南方周末 指出31个省（区、市）都选出省级监察委员会主任，这标志着各省级监察委员会已全部成立。
“根据法律草案，国监委将被安置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之上。 连国务院也不能监督国监委。”
三名维权律师本月被吊销执照。 首先，余文生——在他被拘留前（见上文），于1月15日收到一封信，说他的执照已经被吊销，原因是他没有被任何律师事务所雇用超过六个月（他曾提出设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的请求被剥夺）。 十天之后，隋牧青——我们《失踪人民共和国》书中以第一人称叙述RSDL经历的作者之一，也被通知他的执照已被吊销。 隋说，他显然是因为代理人权案件而遭受惩罚。 吊照一直是该党对付中国维权律师的一种策略。 同样在1月份，“世界之声”提供了在过去四个月中以这种方式被行政手段铲除的六名维权律师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