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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藏人在瑞典成为中国国安部间谍

那是2017年2月的某个周一午间前,西藏难民多吉坚参(Dorjee Gyantsan)正从一艘波兰驶往瑞典尼纳沙姆(Nynäshamn)的渡轮下船。当时49岁的他和瑞典这座重要港口城市的其他大多数乘客一样,开始了从港口码头到附近车站的通勤列车的短暂步行,通勤列车只需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将乘客送达斯德哥尔摩。多吉最终未能登上火车,而是被瑞典安全局(SÄPO)的特工包围。他们迅速把他送到Kronobergs häkte,这是瑞典最大的拘留中心,位于斯德哥尔摩豪华街区和Kungsholmen岛的中心。

来源: Göteborgs-Posten

数天后,他被正式逮捕,且不得保释。瑞典安全局认为,如果让他恢复自由,将妨碍他们的调查,后来证明,该案最终成为一起程度严重的间谍案。2018年,多吉因在瑞典为中国监视藏人而被判刑22个月。

一个从中国的迫害中逃亡出来的人,是如何背弃自己的民族和收留了他的第二祖国瑞典,成为中国间谍的?

我们从深入探究2018年6月对多吉的审判,以及我们得以发现的中国国安部如何在海外招募线人和特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检索了一个类似的案例,即维吾尔族的梅苏特(Babur Maihesuti)案,他在数年前也作为中国间谍获罪。有意思的是,梅苏特和多吉有着相同的中国国安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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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多吉在参加了一次要求藏人更大程度自治的抗议活动后,从西藏逃亡到尼泊尔。他是一个真正的难民。在尼泊尔,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多吉坚参(Dorjee Gyantsan),以体现他母亲那边的藏族血统。他之前的名字叫阿卜杜勒·马,因为他的父亲是回族穆斯林。在尼泊尔生活多年后,他被联合国难民署授予难民身份,并在瑞典得到庇护。2002年,他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开启了新生活。

来源: The Tibet Post

2018年对多吉的审判,得以让我们一瞥他的间谍活动以及中国国安部操作旗下特工的重要信息。虽然大多数信息都是保密的,但瑞典向公共领域发布的内容描绘了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

多吉以斯德哥尔摩为基地,为中国国家安全局在瑞典各地活动。他与他们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追溯到2008年,尽管检方只聚焦于2015年至2017年这段时间。多吉会为中国国安部收集关于居住在瑞典藏人的情报,包括他们的生活状况、家庭和旅行计划。他还会与丹麦、挪威和波兰等附近国家的藏人社区互动。

他有两部手机。一部作为日常用途,另一部只用于与他的联络人雷达(音)联系。雷达会打电话到多吉的那部手机。待那部手机响起,多吉会用另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号码回复雷达。两人从未在瑞典见过面。但他们会在芬兰和波兰见面,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雷达在华沙的中国大使馆担任秘书。

当多吉刚被抓时,雷达立即被召回了中国。

来源: Göteborgs-Posten

正是由于中国国安部的无能,导致了多吉的落网,也导致了国安部在华沙联络人的倒台。2009年,瑞典警方逮捕了梅苏特,其随后在2010年因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定罪。在该案的调查中,雷达的手机曾被查出并监听。自此雷达从未更换过号码,并用该号与多吉联系。仅仅通过该电话号码,瑞典安全局完全有理由怀疑中国国安正在瑞典招募另一名间谍。

多吉说,那是2009年,他最初见到一个自称是“China Daily记者 ”的人,在瑞典的一次藏人聚会上,该人看见他读了一篇关于达赖喇嘛的文章后接近他。有关这些活动的法庭记录大多被封存,现有的记录只是显示,这可能是他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在瑞典至芬兰热门渡轮的旅行中遇到的同一个人。一名已知的国安特工当时在中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办公。多吉没有被指控与这一时期有关的任何罪行。

从2015年开始,多吉开始定期前往波兰,也是乘坐渡轮。他将在两年时间内14次前往与雷达见面,当时雷达声称,或者据多吉的话说,他是在华沙的留学生。

来源: Göteborgs-Posten

在波兰政府的帮助下,瑞典国安局得以追踪到多吉的行踪,包括与雷达在波兰大使馆的会面,以及他们的许多通话。

多吉否认与雷达定期会面,也否认自己是间谍。他还说,他不知道雷达是中国国安部特工,也不知道他与中国政府有任何关系。

以下是2016年3月19日,也就是习近平抵达捷克进行国事访问前9天,雷达(多吉称王先生)与多吉的通话记录。很有可能,当时分布在欧洲各地使馆的许多中国国安部特工,都在打着类似的电话。

多吉:喂,你好?

雷达:你好,我是老王,方便说话吗?

多吉:哦,可以,没问题,我在家。

雷达:好,好,我主要想问你一件事,这几天请你帮我一个忙,看看在你周边,还有我这儿[波兰],有没有僧人或者其他人在近期会南下到捷克?

多吉:哦,呃,僧人?

雷达:对,僧人,或者其他最近会到捷克的人。看能不能在这几天了解一下。也可以这样,如果你不确定,可以大概猜一下或是什么的也可以,大概观察一下,写下一些名字,有多少人,具体哪一天,就是说具体他们哪天会去,哦,如果你写的话……太多名字可能有点复杂,也不是很清晰,所以如果你写到纸上的话,再拍成图片发给我,你看行吗?

多吉:哦,叫什么来着?所以你要图片,要我拍照?

雷达:不是说专业拍照,你将写下来的东西拍照,发给我时就是一张图片文件,这样我会看得比较清楚。你可以写下姓名,大概有多少人,日期等,三个就够了。

多吉:哦,然后发到手机,发到手机上吗?我看看……我……我……

雷达:对,用短信发送,也可以的。

多吉:好好,我看一下,就这几天?那就这几天发过去?

雷达:对,就这几天。呃,周二前最好。尽你的全力找出来,如果你能想到一些人可能会去,或者打算去,也将他们的名字写下来,尽量弄清有多少人会去。

多吉:好,好,哦,你有收到我发的短信吗?关于预约时间的那条信息?

两天后,多吉确实给雷达发了一条短信回复,他在短信中说,他认识的人都不打算去捷克。

法庭记录显示,多吉和雷达的第一次电话联系是在2015年7月23日,5天后他们在波兰第一次面对面见面。

电脑和财务取证显示,多吉的瑞典银行账户定期收到现金存款,这与他前往波兰的时间一致。警犬发现,多吉旅行时带回的药包里有纸钞。当他被捕时,身上有六千美元的现金。在其中一通被监听的电话中,他告诉雷达,之前在另一次波兰之行中给他的一笔钱已经丢失。此外,2014年追踪到的付款是不定期的,与他的波兰之行或电话中提供的信息相吻合,有些是通过兑换服务处理的。

来源: Göteborgs-Posten

渡轮旅行,途径国际水域,提供了大量的赌博机会——“21点”是多吉的最爱,同样也提供大量的豪饮,这些热门的渡轮旅行似乎是国安部接近潜在间谍的一种理想途径,无论是去芬兰的还是去波兰的渡轮。多吉说,他经常自己或和其他藏族朋友坐渡轮旅行。他说,他在这些旅行中遇到了很多中国人。轻松的氛围显然是中国特工嗅到目标的理想环境。多吉在这样的渡轮上遇到一个中国人赌博,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雷达。他们一起赌博,讨论印度的商机和他们共同的文化传统。多吉在瑞典至芬兰的渡轮上见过他三四次,后来在芬兰也见过他。

多吉说,在多次去波兰的渡轮上,他遇到了两个中国佛教徒,其中一个一直和他保持联系。那人自称李卓(音),原来是雷达的“朋友”。检察官称,另一个 "佛教徒 "就是雷达本人。多吉说,他(雷达)的名字叫王照(音),他告诉多吉自己是华沙的留学生,也是达赖喇嘛的信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吉在波兰建立了一个藏汉朋友和熟人网络。他和他的一些“朋友”走访了波兰的一家妓院至少一次。法庭文件显示,多年来,多吉至少与三个不同的中国国安部官员接触,主要接触人是雷达,其他人中的一位是国安部更高级别的官员,可能是雷达的领导。由于一些法庭文件属于机密,因此没有其他资料显示这位领导的总部在哪里。很有可能的是,这个高级官员负责欧洲更大范围内涉及难民的间谍行动。

多吉的案件和瑞典安全局的专家证词表明,当前中国在瑞典的间谍行动都是从国外操控,不同于此前涉及维吾尔族难民间谍梅苏特的案件。瑞典安全局指出,这是近年才改变的,也是为了尽量避免被发现。

多年来,多吉设法让自己成为瑞典小型藏族社区的一部分,这个社区主要位于首都斯德哥尔摩周边。该社区只有160人,包括儿童在内,主要集中在社区组织“瑞典藏人社区 ”周边。即使多吉从来没有成为正式成员,他也会经常在社区的文化聚会上帮忙。社区里的人都说过多吉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由于社区规模小,很少有人担心中国国安部会监视社区——即使在维吾尔族间谍梅苏特被捕后也没有。嘉样曲登(Jamyang Choedon),当时的社区组织负责人,告诉 “保护卫士”,大多数人都因为他的被捕,以及一个间谍被安插在他们中间的事实而震惊万分。

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多吉是个在政治上特别活跃的人物——他总是会参加文化聚会,或与西藏流亡政府访问有关的会议,但从不参加任何组织的通常在中国大使馆的示威活动。当时似乎没有人往这方面想过,但多吉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几乎也从不参加社区为孩子们组织的任何活动。多吉是社区里为数不多的既能说流利藏语又能说普通话的人,他经常会在有藏汉双方参与的活动中发挥作用,比如2008年在斯德哥尔摩组织的藏汉关系对话。在这些会议上,嘉样曲登说,没有人知道,例如自称是China Daily记者的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实际上是来自中国国安部或其他国家机构。

来源:: RFA

与维吾尔族间谍梅苏特不同的是,梅苏特被国安部利用,由国安部同一个联络人操控,潜入世界维吾尔大会,并接近其主席热比娅(Rebiya Kadeer),而多吉没有明显的高级目标,尽管他确实与设在挪威的广播电台 “西藏之声”有一些互动。不过,通过他与藏族社区组织关系密切的角色,他确实可以接触到挪威约80人的藏族社区,以及丹麦约100人的藏族社区,还有波兰的藏族社区,因为该组织偶尔会安排邻国藏人社区聚会活动。芬兰以强硬的移民和难民政策著称,估计藏人可能没有几个,很少参与。

对于多吉在从事间谍活动之前的活动和工作,人们知之甚少,据说他到瑞典后与妻子相识,并育有一子,住在斯德哥尔摩。

2017年多吉被捕后,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杰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对该案(间谍活动)表示关注,并密切关注事件情况",并补充说:“即使是瑞典的一个小小藏族社区,也不能幸免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和经济诱惑[以摧毁它们]。”

法院认定多吉犯有间谍罪,将他的罪行描述为 “严重”,并称 “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大国,拥有大量资源,其中部分用于压迫西藏和藏人”。

2020年5月14日,多吉从瑞典中部的Mariefreds监狱获释后,瑞典国安部立即将他收押,转到斯德哥尔摩北部瑞典最新的拘留中心之一Sollentuna häkte,并以他对瑞典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要求将他驱逐出境。他未被允许回家与家人(包括妻子和两个孩子)团聚。经瑞典移民局和高级移民法院分别于7月和9月同意后,瑞典内政部长于10月22日批准将多吉终身驱逐出境。但由于他在瑞典法律中的身份是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将他送回中国存在法律障碍。与此同时,多吉仍然被押在拘留中心等待命运的安排,这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

在瑞典的藏族社区中,大多数人仍有亲属或家人在西藏,而此次曝光的消息也震撼了藏族社区,因为这种难民间谍活动的目的就是专门为了让这样一个流亡的社区保持沉默,往往通过明示和暗示的方式威胁仍在祖国的家人或亲人,中国警方可以对他们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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