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大火后的打压，日益“中国化”的香港
在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保护卫士分析了香港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的强硬应对，揭示国家安全凌驾公共安全与开放社会的治理逻辑。
上月，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至少159人罹难。救援与善后本应是当务之急，但政府几乎在同一时间，对质疑者展开了迅速而广泛的打压。
一连串令人不寒而栗的动作，再次凸显香港正急速中国化：无论天灾人祸，只要提出偏离官方叙事的问题或触及政府责任的意见，异议者就会遭受任意拘留、审查与骚扰。
火灾发生后的短短数日内：
- 义工救援站被清场
- 一名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府的71岁长者被捕
- 以煽动意图将一名提倡追究火灾责任、发起联署的学生拘捕
- 同时，港府照板煮碗中国模式，指控“境外反华势力”散播谣言。
面对记者的追问，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社会在灾后要团结协助受困者，任何人试图破坏，必定会将其绳之于法。”
然而，事实却是：国安法时代的首个重大灾难，被当作政治秩序事件处理。其焦点不在追寻真相与问责，而在宣传北京的支持与压制质疑声音。
在火灾于2025年11月26日发生前，居民多次反对外墙维修工程，认为成本高企、招标黑箱。尽管多番抗争，工程仍于2024年7月启动。
居民于一年多前已不断向政府举报外墙物料易燃。当局先称法规“未有严格要求”，后又表示火灾风险“相对低”。
火灾发生后，调查发现外墙防护网不符合阻燃标准。截至目前，已有13人被以误杀罪拘捕，包括承办商以及工程顾问。
为悼念火灾中不幸罹难的居民，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在现场排队献花，捐赠物资，亦有义工为受灾住户提供支援。与此同时，民众提出了最明显、最关键的问题：背后成因是什府？
然而，港府的回应与北京对待异议声音的做法一致——立即噤声。
火灾两日后（11月28日），建制派报章的《大公报》刊登一篇暗指围标腐败的报道，当天即被下架。翌日，警方拘捕中大学生关靖丰，只因他向公众派发传单，鼓励市民联署，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明火灾原因。义工救援站亦在当天被清场，由政府“关爱队”全面接管。
11月30日，前区议员张锦雄及李姓义工被国安拘捕。虽然警方以涉嫌意图煽动为由拘捕张，但并无披露任何细节。
12月2日，由专家团体筹办的民间记者会，在国安“邀请会面”后被迫取消。同日，灾区附近的一条行人隧道中原本贴满市民手写的打气字句，其后被当局一夜清走。
12月3日，政府指控“外部势力及反中乱港分子”散布谣言。建立火灾资讯库并接受外媒访问的学生郑曦琳，以及制作英文短片讲解火灾争议、点击量超过550万的港大新闻系学生Ellie Yuen，均宣布因“不可抗力因素”暂停发声。
在随后的周末，港府采作出罕见行动，召集多家境外驻港媒体机构，并指责部分媒体挑动社会分化对立。同时，国安以“煽动意图”及“妨害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一名71岁长者，只因他在网上写下“中央支援只是做戏。”
有观察北京如何处理灾难后舆情的人会觉得，这种做法再熟悉不过。
在中国，灾难首先是一场政治风险。每当有灾难可能会引起民愤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调查真相，而是维稳。
从2008年汶川地震豆腐渣学校倒塌，父母追责者被维稳，到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事故残骸被迅速掩埋，到2020年李文亮事件，揭露疫情被训诫噤声，同样的剧本一再重演。
政治学者裴敏欣指出，这是北京当局从天安门事件中汲取的教训： “绝不能坐视事态升级，必须在萌芽阶段就予以扼杀。”1989年，北京发生持续数月的反贪腐运动，当局最终动用坦克与武力清场，造成数千人死亡，大多为学生。
香港离散媒体《追光者》引述评论人“求其”分析指出，这是一种掩盖风险而非治理风险的模式，其主要步骤包括：
- 掩盖官方失误
- 借救灾包装“全民团结”
- 垄断叙事权，只允许官方版本
- 禁止独立救援，避免暴露制度缺陷
- 将灾难包装为党的治理成果
例如2022年的乌鲁木齐火灾。
2022年11月24日，新疆封控已超百日，一栋21层高的住宅失火。居民因为封控而被长时间限制出门，官方称火灾造成10人死亡。
官方回应如出一辙：将责任归咎于“小区路窄车乱停”以及“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无视封控与防疫封路可能导致的逃生和救援阻碍。
民众的哀伤与愤怒转化为白纸运动。各地学生和民众迫于言论受限而手举白纸，象征无言抗争。
随后，参与者被捕，官方归咎“境外势力”在背后操控。今年1月，《白纸运动》纪录片制片人陈品霖被判刑3年半。
香港正在快速学习北京的灾后维稳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