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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燕益是一位著名的、敢于直言的北京人权律师。2003年，曾因起诉于2002年结束领导人职位的前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拒绝退位执意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使之长期受到国保关注。他为人权活动人士代理、为与违法土地征收较量的村民代理案件。谢也因为经常发表支持言论自由和中国民主的文章而备受世人瞩目。 谢于2015年夏天的“709大抓捕”运动中与其他几百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一起被失踪，并被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下，在RSDL中他被殴打、被饿饭、被酷刑、被强制“吃药”。他被监禁了553天，在这期间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小女儿，他的母亲去世。 谢的经历摘自于他重获自由后发表的长文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
2015年7月11日深夜回家直接睡觉了，第二天一早起来，看到头天晚上的腾讯新闻上转发了央视的一篇报道，其中提到了谢某某意旨本人，此前其他人屠夫吴淦、谢阳、翟岩民他们都用的实名曝光，可能是由于我在网上发表起诉央视的诉状，他们有所忌惮并提高了法律意识没有点我的名（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从来没有机会上央视，好不容易上一次还被匿名，央视的广告是很值钱的）。我意识到可能要坏菜，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就听到了敲门声，在猫眼里一看是国保王队他们，我收拾了一下就开门，他们说要到居委会去谈一谈，我跟他们来到居委会，除了密云国保还有市局国保，谈话内容还是一些老话题，谈话的间歇我曾到厕所解手，发现我所熟悉的国保竟然跟着我进了厕所寸步不离，这使我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谈话一直持续到中午时分并在那儿吃了快餐，饭刚吃完，突然闯进十几个便衣男性，头前一个向我亮了一下警官证说是天津公安局的，同时问我是否谢燕益？我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也看了一下他的警官证姓刘名字记不清了，然后上来就给我戴上了手铐，我表示抗议他们也不理会簇拥着就往楼下走，到楼下我们坐上一辆越野车我身边左右各坐一人，大概后面还跟着两三辆车呼啸而去，不一会儿我们来到密云城关派出所，派出所的一间审讯室里有一张带扣的铁椅子一看就是为嫌疑人准备的，他们让我坐在里面开始讯问，说实话，我也是平生第一次戴手铐坐审讯椅被审讯，开始也有点发蒙，坐下后稳了稳心神，于是一场漫长的较量开始了。 傍晚时分，我被带到派出所门口，不仅带上手铐而且带上了黑头套，我又被押上了一辆越野车，越野车发动起来在公路上疾驰，我还天真的幻想会不会震慑我一下，转一圈再把我送回家，人在无常与困境中总会给自己一种希望，总是往好处想，可是我们的车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一直全速前进，在车上由于空间狭窄我被他们包夹着再加上有些紧张我感觉黑头套勒得太紧简直令人窒息，我就请求他们给我摘掉头套我也不会怎么样，他们说这是命令无权给我摘，我又央求他们给我往上拉一拉让我可以呼吸顺畅，可是没有人理会，我就给他们讲道理，争取他们的同情，然后再请求他们给我松一松，后来副驾驶上的说，憋不死啊！一句话，我心彻底凉了，也不再央求他们了，只好自己保持冷静降低耗氧量，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车辆来到一个地点，我什么都看不到无法知晓具体位置，他们让我下车后蹲下，不一会儿，来了几个人，好像与他们办了个交接手续，他们交谈中我感觉接我的人可能是部队的，给我换了一副手铐，黑头套还是没有摘下来，再次上车后，我向我左边的战士提出呼吸困难帮我松一下头套让我的嘴巴能够在下面的缝隙呼吸，结果这个战士帮我把黑头套往上提了提，然后我就顺势夸奖了一下小伙子们，说他们比较善良，右边的战士也相应放松了对我身体的控制。
大概没过多长时间，我们的车辆进入到一个大院里，通过门卫后车辆开到了一座建筑前，过了一会儿，有人叫我下车，一左一右两个人控制着我进入楼里，告诉我注意脚下，我们上到二楼右拐进入一个房间，进到房间后他们命令我面向墙站好，然后有人过来给我取下头套，要求我脱光衣服，我脱光衣服后被要求两次下蹲，然后他们对我身体是否藏有东西做了检查。检查完之后，让我面向他们，开始拍照，我的衣服被他们拿走然后给我送来两套休闲软质的便服。
"他们就开始放开手脚，使用各种手段逼供，采取饿饭、禁止走动、殴打、恐吓、睡觉固定姿势、严管，一天在一个墩子上坐军姿16个小时连续半个月."
一个人对我宣布相关规定作息时间，并告知我第二天需要学习墙上的监规及纪律，他们走以后，有两位战士站在我两侧寸步不离，我说可以休息吗，他们说不可以必须到10点半以后，按监规执行，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了看墙上的规定，10点左右他们告知我可以洗漱然后休息，他们给我送来了牙刷、毛巾、勺子等生活用具，我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发现这个不足20平米的房间进门右手边是个卫生间，靠着卫生间的外墙有一张单人床，单人床的右侧是一个空旷的空间，对面是一张铺着蓝色桌布的软包书桌，前面放有一张软质靠背椅，最里面是拉着厚厚窗帘密不见光的窗户，房间四周墙壁都是软包，连桌角、床脚、椅子都是软包圆形的，连我们使用的牙刷把和勺子把都是球形橡胶制的，然后你无论进卫生间还是有任何举动都必须经过报告经允许才能行动，而且你到任何位置，两个执勤战士都寸步不离，晚上睡觉时床头一个、床尾一个对你进行看护，这些措施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防止你自杀、自残，整个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向你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当晚，正当我困意来袭时，突然有人闯进来，一个声音向我厉声道，起来，把东西收拾一下专案组要见你，我只好起身穿好衣服，把桌上的牙刷等物品放到床上，坐好等着专案组的人，同时我心里想着，疲劳审讯终于开始了！两个中青年的男性走进来，一个看上去40来岁身材魁梧（后来自称姓姜）另一位矮一些戴副眼镜身材略微发胖30岁左右（后来自称曹建光），这第一晚审到4、5点钟，我刚倒下要睡了，执勤战士就来叫我起床，上午吃完早餐，他们又来了，换了一个人，一个瘦高个戴副眼镜自称姓王我称他老王，直到将近一年后我才从其他方面得知老王原来不姓王而是姓严，我管他叫严队，前两个应该是北京公安局的，而这个严队是天津公安，后来我到天津后与他打交道更长一些。 他们来了还是让我交待，我也没什么可交待的，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痛苦的，我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可能短时间是出不去了，必须长期打算，因此我就想到给妻子写封信，他们开始说不行，后来又说要请示，我干脆就在第一天的晚饭开始绝食，这个绝食其实我内心里有三个盘算：第一、要求写信向家里传递信息；第二、对非法拘禁表达抗议；第三、我想到这种超限的拘禁方式前几天一定比较困难，要变心理危机为生理危机，以饥饿的痛苦转移心理的压力，假如可以吃饭时，则是一种幸福。因此开始了超过72小时的绝食直到第四天中午才开始进食，笔和纸他们也给我了，并且监管人员表示如果再不吃饭就要对我灌食了，我就开始吃饭，好好享受一下美食，开始吃的少一些，多喝水多吃流食，就这样我利用生理危机顺利度过了第一个心理危机期。审讯还是每日按部就班，或者一日上午、下午、晚上三次或者一天两次，一边应付着他们一边给妻子写信。 
我在被抓之后在自己内心里始终有一个念头即第一、不能表现出来任何的软弱即使你的心理有时也会出现某些状态；第二、不能传递错误信息，一定要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最终把我推向法庭一定会很麻烦我不会那么轻易就范，审判我的违法成本会很高，我现在还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如果被抓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让冤狱的制造付出足够高的代价，而外面的家属和朋友们要做的也应该是这件事，这跟我在外面为那些冤狱的当事人作辩护时是一个套路，当我们无法决定结果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地增大对方的违法成本、违法的代价，这包括法律程序上的、责任主体上的、政治上的、舆论上的，每一个冤狱都不能让它白白发生，最好我们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能够让大家走到一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直到最后那个事件、那个冤狱的出现等等诸多方面。我也曾无数次想象，有朝一日，如果把我们这些律师一起押到法庭上审判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可最终，没有出现这一天，我们所有这些犯罪分子，都被分而治之，秘密处理了！像这样一个案子，为何不公开处理以教育警示后来者呢？
2015年9月8日临近中午，我被告知清点扣押物品并让我签字，这天夜里我被告知因房屋改造修缮的原因转移羁押，我们自此离开北京的监居地点（自7月12日至9月8日在此羁押）被秘密转移至天津的监居地点。天津这个监居场所应该在一个武警部队里，负责看管我们的都是武警战士（北京的监居场所也应该在武警部队里我猜测大概在北京昌平小汤山一带）。记得时常听到周围有放炮的声音，我想那可能会离公墓或者火葬场不远吧？到了天津他们就开始放开手脚，使用各种手段逼供，采取饿饭、禁止走动、殴打、恐吓、睡觉固定姿势、严管，一天在一个墩子上坐军姿16个小时连续半个月. 我有几次听到有人哀号，当时的判断可能是，江天勇、唐吉田、王全璋他们，现在看来，王全璋、胡石根可能性最大（出来后得知，唐吉田、江天勇当时没有被抓）。转到天津后，我被监禁在08房间，我的对面是11、12号房间（这是在一次房间消毒我被带离时从眼罩缝隙中看到的）。所幸这次被监禁的一年半时间里，除了强迫吃药、挨打、疲劳审讯、饿饭、强制长时间固定坐墩，我并没有经历其他酷刑。这次709被抓后，在一个小房间里长期被关押与世隔绝，在那种困境中，你不知道此生是否还能活着出来，现在出来了在外面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笑谈，可是当你置身其中时，的确是一段异常艰难的历程，对人性的弱点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2015年10月1日上午九点左右，我清晰地听到，在我头顶楼上的房间里，有人重重摔到地板上并轻哼一声便没了动静，似乎是动用电刑的情形，自10月1日至10月10日几乎每天我都在深夜听到审讯和有人哀号呻吟的声音，自此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克制自己，想办法尽早出去把酷刑揭露出来，我可以保证这绝不是我的幻觉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外面的人可以亲临酷刑场所参观一下，709专案天津监居场所一楼08号房间的楼上，一定是一个特殊的房间，我经常听到上面搬移各种设备设施、倒腾过来又倒腾过去，而且还有不断的安装调试的声音，至少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时不知道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在709专案监居即将结束的那段时间，也就是我们被批捕前的几个晚上，我在天津监居场所的08房间曾听到上面的房间里有人整理文件的声音，一摞摞文件敦好码齐，上面好像时常有人开会，我经常听到上面的声音。
转移到天津监居不久，本来开始有一个靠背椅坐不知什么原因就被莫名其妙的换成了一个墩子，大家在坐着时就无背可靠了，我们一天主要是坐着，一坐少则12个小时多则16个小时，而且你不配合专案组的审讯，他一招就治了你，你坐着时他不准你把手放在腿上不让你获得支撑，执勤战士严格执行，各位可以试一试，在一个墩子上坐着，手不准扶着，那么你就只能完全靠腰部力量支撑，一个小时可以，十个小时、一百个小时、一千个小时是什么滋味，恐怕很少人能体会到。
"我们几乎所有709的受害者都被强制吃药."
在这里略举一例，有一次，我要求修改笔录，就遭到殴打扇耳光，并且严管我，在那之后的十几天里，吃饭只给你半份就是差不多一个小馒头或一两口饭、一两口菜，从早到晚坐16个小时，晚上睡觉必须保持他们认可的一个确定的姿势。大家知道，他们不打你也不骂你，给你一个墩子坐，必须保持一个固定姿势就像坐军姿那样，抬头挺胸背部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这一动作从早上6点一直到晚上10点，除了解手不准你有任何动作，最后我坐得下肢发麻失去了知觉，明明感觉自己要解手却解不出来，这种搞法不用打也不用骂，如果持续坐下去，不死也肯定要残废。
记得天津监居时的11月至12月期间，专案组来做我的工作关于为我指定律师的问题，并告诉我这个还不知最终用不用的上，上面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来看你的态度，我告诉他们委托律师还为时尚早，现在想委托也委托不了啊，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司法机关相信领导会查清问题，不会冤枉我的。后来他们又多次来做我的工作给我施加压力，我向他们表示，要不要委托律师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权利，这关涉到在押所有人的权利，我这个权利暂时保留，我侦查阶段不委托律师但是不代表我起诉和一审不要律师啊？经过反复交涉后，他们威胁我说我的态度不好，暗示我再不配合就要严管我，我还是没表态，直到12月25日前一天快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向我保证大家全都签了就你没签，你让我过不去我就让你过不去，你不给我面子我就不给你面子，我就答应他们要考虑两天，最后肯准给他们一个结果无论成不成我都给一个答复，即便我不签你们也可以严管我，甚至他们就直截了当的威胁说，不可能让你自己请律师，也没有哪个律师敢来，谁来就把谁抓起来，这种说法也真是够奇葩的，我也确实不想再让他们严管我，我就写了一个侦查阶段暂时不请律师，感谢政府专案组领导的关怀 ，我也不想麻烦其他人，不需要指定律师，案情很简单，我自己能够为自己辩护之类的内容，专案组一看说不行，你这不是给领导上眼药吗？就得按照他们拟定好的内容写，同意指派的律师等等，没办法最后只有从了他们了，我想第一、我反正是最后一个写的也不影响其他人的权利，第二、将来到检察院、法院阶段我还可以改变自己的意思表示，重新提出委托律师的要求来，况且我也知道，他们这种行为是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很低级，他们在刑事诉讼法上缺乏依据，侦查机关无权代当事人向其家属或外界做出是否委托律师的表述。他们在搞指定律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在猜测看来这个案子可能要向下一步发展了，果然2016年1月8日我们被批捕了。
我们几乎所有709的受害者都被强制吃药，我也被吃了近两个月的药。每天都有医生来送药，每次要打个手电筒向嗓子眼里照一照看你的药吃掉了没有。每次大概是4粒白色药片，他们说我体检的数据转氨酶高，肝有点问题，可我这个人从来都习惯吃素吃得比较清淡，不抽烟又不喝酒，我的身体很好一直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也不习惯吃药，我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特的，那个指标即使在别人那里是高的可在我这里我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在我这里可能就会达到某种平衡，况且即便有点问题它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也未必是坏事，该来的就来自然会有个结果，我跟他们理论了几次坚持不吃药，可是后来要强制灌食，医生、管教和所领导都要来了，我只好后撤一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向他们提出停药的要求，大概两个月的时候，给我停了。据说当局有脑控研究项目，是国家机密，709所有人都要吃药有些匪夷所思，这种药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麻痹神经、破坏神经系统抑或是消除记忆力，谁也不知道，但如果这是真的，显然是反人类的罪恶。即便当事人身体真的有问题需要治疗，当事人及其亲属也应该有这个知情权和决定权，即我们有权利知道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病理原因，要不要治疗以及如何治疗？当事人不是猪狗！只能按照你司法机关或看押机关的需要来治疗，而且医务人员根本无法独立于当局，注定从一开始就有违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会受到医疗救治之外的因素影响甚至主导，不可避免的产生道德风险及违法行为，因此为狱所被羁押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医疗体系必须独立于狱所及当局，在监督层面必须向被羁押人亲属及社会公开透明，有相应的责任机制。不仅在身体方面在心理方面也应当设置独立的干预机制，对在押人员必须充分保障其人道主义的救济权利。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方面都缺乏独立性，都操控在专制权力体系下而没人负责。 我们转入天津监居场所后，大概在十月开始，突然每天开始检查身体，而且感觉得到他们显得很紧张，又量血压、又搞心率测试，发生这种变化，我意识到，肯定我们之中一定是有人身体出现了问题，我就给大家祈祷希望每个人都能渡过难关不要出现问题。每隔一两个星期，他们还要搬来一套心电图设备给我们测量心脏情况。有一位周主任，还有一位好像叫刘贺（发音)的大夫，给我做过检查，其他一些医生、护士也是一贯的没有表情或一脸冷峻的面孔,活像一个个机器人，除了例行公事不与我们做任何交流也未感到他们的一点善意，我们也无法知晓他们的身份姓名，这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上级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来做什么也不管我们的感受，如果我们提出一些要求，他们要么请示专案组要么不予回应，这些本应该是白衣天使的人们在专制铁幕下我却越看越像白衣恶魔。 阅读谢燕益经历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