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的支持下，55位流亡欧洲的中国人权捍卫者与活动人士呼吁“发起紧急联合行动中止所有欧盟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引渡协议”。
在发给欧盟理事会主席、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其他资深欧盟领袖的信件当中，分别来自香港、西藏、维吾尔地区，和中国大陆的活动人士表示：
“与中国的双边引渡条约不仅正当化了一个不尊重任何国际法规定正当程序标准的法律体系，还在中国共产党向海外输出其政治恐惧政权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作为流亡活动人士，欧洲是我们安全的庇护所，这些现行的引渡条约与我们的安危迫切相关。在当前对于引渡请求的司法审查程序下，它们不仅对我们在欧盟地区的行动自由构成潜在威胁，甚至威胁我们的结社自由与言论自由，因为北京可能基于我们在欧洲的言论寻求对我们的引渡。”
这封信的签署者包括了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异议艺术家艾未未、遭绑架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的女儿安吉拉•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以及1989年六四民运学生领袖邵江。
信中强调，由于中国政府越发频繁地运用经济指控作为试图引渡逃犯的普遍手法，欧盟成员国对于「政治性引渡将不被允许」的再三保证显得虚假空泛：
“对于成员国作出'不会允许这类引渡协议被滥用来箝制政治反对者'的保证，我们无法感到宽慰。最近在瑞典、波兰，和西班牙的引渡案例已经透露出一个危险的趋势：中国政府试图规避阻止政治迫害的规定，以金融犯罪为由要求引渡，指控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金融欺诈。同样令人忧虑的是，北京运用'一个中国政策'作为非正当途径，引渡台湾公民到中国大陆实施监禁。
即便是欧盟公民也无法豁免于引渡的威胁。四位丹麦公民，其中包括两位国会议员，接获来自情报机构的明确警告，要他们避免到和中国引渡条约悬而未决的欧盟国家旅行。”
我们的这种恐惧完全是有根据的，这已经在保护卫士深度涉入的法轮功支持者李志惠案当中获得验证。瑞典公民李志惠被北京当局以经济犯罪的指控寻求引渡，在引渡请求的司法审查过程中，他在波兰被羁押了超过两年，而审查结果直到最近才被公布。消息来源向保护卫士指称，有一位被寻求引渡的中国公民，由于引渡听证会再三延后，其在没完没了的羁押过程中自杀。另外，比利时司法部的消息来源证实，对于那些被北京通缉的人而言，在欧洲的政策枢纽─布鲁塞尔旅行存在着切实风险。
对于公开这封信，签署者之一、在德国获得政治庇护的香港活动家黄台仰作出评论：
"比利时、法国、西班牙与中国大陆之间仍旧保有引渡条约，这是极其糟糕的。这实际上代表，如果我决定前往布鲁塞尔与欧洲议会的议员会面，或是到巴黎参加集会，我可能面临被逮捕并引渡到中国、以国安法受审的风险。”
欧洲议会与各国议会的议员评论：
欧洲议会中国代表团主席Reinhard Butikofer说：“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的长臂伸进我们欧洲民主政体的心脏。与中国的双边引渡条约形同公开邀请中国政府对敢于批评中国共产党恶行的欧盟公民施加压力。终结这些协议必须是强化我们民主制度韧性的第一步。”
欧洲议会议员Engin Eroglu说：“对于那些逃离中国共产党残酷迫害的人们来说，欧洲应该得是个安全的庇护所。然而，只要与中国的引渡条约仍然有效，住在欧洲的数百名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与中国异议人士就面临着威胁。我强烈呼吁所有与中国已签订引渡条约的欧盟成员国中止这些协议。我们不接受欧盟公民生活于受中国政府压迫的恐惧当中。”
捷克参议院议员Pavel Fischer说：“免于恐惧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是我们民主式生活的重要基石。但对于在欧洲的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和中国人而言，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为他们带来非常切实的风险，他们自己与家人可能受到伤害。惟有透过终结和中国的引渡条约，我们才能發出明确的信号，即对于任何企图恐吓我们公民、逼迫他们噤声的行为，我们都决不接受。”
比利时联邦众议院议员Samuel Cogolati说：“当中国政府几乎是罪证确凿地涉及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多个欧洲政府却继续维持现行与北京当局的引渡条约，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终止这些协议才能向北京發出明确的信息：任何声称维护法治的政府，首先必须保障其公民的基本人权。”
2021年4月30日，由于5月4日在比利时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召开对于中国、特别是新疆人权状况的公开听证会，保护卫士递交了一份简报给所有外交委员会的议员，该简报是关于2020年12月16日生效的中国与比利时双边引渡条约之下，存在大量的严重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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