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六年零六个月的牢狱之灾，现年74岁的中国人权律师李昱函终于重获自由。
根据上周末曝光的照片，她手捧鲜花穿着厚外套，抵御着中国北方的严寒。
这位年逾七旬的女士在被关押期间惨遭不人道的虐待和精神折磨，包括拒绝给她必需的药物，迫使她用冰水洗澡，更剥夺她的食物和水。警官们甚至还在她的食物上小便来羞辱她。
李律师身患多种疾病，在关押期间更多次心脏病发作，身体急速恶化，行动需要搀扶。她的家人多次申请保外就医，但均被拒绝。
2017年10月，李昱函在中国东北部的沈阳市为一当事人办案时，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这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以破坏社会秩序为名监禁维权者的罪名。
在被关押的的第一个月，李被非法剥夺了会见家人所雇佣的代表律师的权利。一个月后，她终于被允许会见律师。
2018年，警方又多加了“诈骗罪”的指控，很可能是为了确保她可以被判更长的刑期，因为最初的寻衅滋事罪最高只能判五年徒刑。
法官们在没有提供理由的情况下多次推迟了她的审判，直到2021年才秘密开庭审理她的案子。
但直到两年后，2023年10月，李律师才被判处了六年半的刑期。由于她已经被关押了非常久，她在2024年3月底就已刑满获释。
2023年7月，联合国关注人权捍卫者处境的特别报告员和其他联合国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对李律师的拘留是任意的，并对她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虐待报道以及审判和判决的过度延迟表示担忧。
李昱函出生于沈阳，但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她曾接手过许多敏感的维权案件，包括2015年为同行女权律师王宇辩护。王宇是当年中国全国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行动——709大抓捕——的最早受害者之一，当时有数百名法律工作者被失踪和监禁。
在中国的维权律师圈子中，她被尊称为“大姐”。
她的工作亦受到国际认可；在2020年，李昱函被授予德法人权法治奖。
据中文独立杂志《莽莽》的报道，李昱函在职业生涯中晚期才转向人权律師。在70年代，她曾短暂担任赤脚医生（接受了一些基本培训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然后在一家工厂半工半读，后来又自学法律。在1990年，她取得了律师资格，并在一年后开始执业。
她加入人权律师行列的契机是因为家人受到的不公义而被激发的。在90年代末，她的儿子在学校遭受了严重欺凌，导致患上了精神疾病。警方和地方政府都不愿提供帮助，于是李律师试图通过法律诉讼为自己的儿子维权。但其中一个欺凌者的父亲更一直派人骚扰甚至殴打李律师一家人，导致她与丈夫离婚，他们被迫搬离家园，李律师最终更忍痛把儿子送去海外。
2009年，李昱函搬到北京，并在几年内开始接手敏感的维权案件。她为遭受警方迫害的访民和信仰者进行了辩护。然后，在2015年，她接手了她最著名、也许是最危险的案件之一，那就是王宇的案件。有人认为，她在为王宇辩护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导致了她随后被长期关押。
据李昱函的律师所说，她被指控“寻衅滋事”的证据是她多次代表儿子在北京和沈阳上访。至于她的“欺诈”指控？那是因为她申请了财政援助，以应对儿子的精神疾病。
在2017年，其中一位透露了李昱函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细节的律师是已故的李柏光。仅仅几个月后，在2018年2月，李柏光律师在一个军事医院离奇去世。
李昱函的案件是中国许多人权律师的典型案例，他们仅仅因为做好本职工作而被逮捕和判刑。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警方已有效地扼杀人权法运动，2015年的709大抓捕是最明显的转折点。
现今中国几乎所有人权律师都已经丧失了执业许可，抑或在看守所或监狱中，又或者已逃亡海外。
例如去年在中國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為由被判超過十年刑期的兩位知名维权律师许志永和丁家喜。那些留在中国的人往往会面临被强制驱逐、软禁和出境禁令等迫害。他们的家人，包括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也会透过集体惩罚而备受牵连。
少数仍然保留执业许可的律师亦长期受到威胁，并且不断被阻挠会见客户的——有时是因为他们的客户被看守所故意以假名记录，有时则是透过相关法律例外条款的拖延和操纵。许多人还遭受一种称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強制拘留措施，他们无法与外界沟通，被关押的恶劣条件等同酷刑。王宇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度过了许多月；她的经历在我们的出版物《失蹤人民共和国》中有记录。
虽然李昱函没有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她在被拘留的第一个月被失踪，更被非法阻挠与律师会面。
中国的不公正司法系统明显受到政治干預，以至于律师几乎没有机会争取无罪判决——中国有接近百分之百的定罪率——但拥有独立和有效的法律援助仍然非常重要。律師可以充當被拘留者与外界和家人的沟通渠道，可以记录酷刑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協助保护被拘留者免受虐待。据报道，李昱函在拘留期间受到的虐待在她的律师反复提出异议后有所改善。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中国人权捍卫者所面临的问题，请参阅上述链接或我们的出版物。
